帝王戏如果处理不当，会在客观上形成对帝王意识的宣扬。帝王戏应该尽可能地做到实事求是。

　　记者：日前，您和魏明伦在全国政协十届三次会议上对帝王戏的媚俗化倾向与帝王崇拜意识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古代中国的历史，很大程度上是一部朝代更迭的帝王史，谈中国历史不可能不谈中国皇帝。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对现实是有借鉴意义的，因此扫“皇”似不该把所有的帝王戏一扫而尽。前两天您在河北作协做报告时谈到希望能在中国文坛上看到一种建设性的文化品格，有所破更要有所立，您理想中的帝王戏，或者说您希望看到的帝王戏是什么样子的？

　　王蒙：我做过一个统计，有一次在黄金时段打开电视，七个帝王戏，六个武侠片。现在帝王戏和帝王小说非常多，有些很好看，从中能学到很多东西，对我也很有启发，比如说湖南唐浩明的《曾国藩》、《杨度》、《张之洞》等作品。可是这种题材如果处理不当，会在客观上形成对帝王意识的宣扬。我们不能对帝王政治、帝王特权、帝王的杀戮与骄奢淫逸认同，更不能让观众产生羡慕心理。我认为帝王戏应该尽可能地做到实事求是，尽可能地不把它做太不像样的歪曲，或者把帝王生活的那种快乐、任性、阴毒、血腥当成正面的东西来歌颂，那样我有点受不了。说汉武帝“燃烧了自己，温暖了大地”，这种语言太像歌颂孔繁森和焦裕禄了，我不认为汉武帝能够配得上这样的语言，即使是《史记》，对汉武帝的描写也都是相当负面的，他做过很多不合民心民情的事。

　　诺贝尔文学奖18个评委中只有一位懂中文的，他喜欢的中国作家未必中国人就喜欢，也未必是中国最好的作家。

　　记者：每年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前后的一段时间，国内媒体都要热闹一阵子，而近年来您却在不知不觉间被卷入了这个旋涡，“王蒙与诺贝尔文学奖”成为许多媒体炒作的热门话题之一。我个人认为，诺贝尔文学奖只不过是一个文学的奖项，而且是西方的一个文学奖罢了，中国人获了诺贝尔奖固然可喜可贺，就算获不了也大可不必为此自惭形秽，患得患失。但是国人的这种“诺贝尔情结”还是很值得关注的，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王蒙：这个事情其实没有什么可谈的，因为这是瑞典的一个文学奖，它的18位评委中只有一位懂中文的，就是马悦然教授，他喜欢的中国作家未必中国人就喜欢，也未必就是中国最好的作家。但是诺贝尔文学奖也有很多给了西方的左派和共产党，像在中国影响最大的马尔克斯，他是左派，他是卡斯特罗的密友，美国曾经不允许他入境。所以也不能说诺贝尔奖完全是西方的，是西方文化入侵的工具。朱大可最近有一篇文章写得很有道理，他说现在的诺贝尔文学奖出现了二流化的趋势，奖励的都是二流作家，很多名字我们都叫不上来。的确，这么多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在当代中国真正有影响的没有几个，海明威是一个，马尔克斯是一个，其他的就很难说了。所以我认为得了奖很好，你可以和海明威、马尔克斯等站成一队；得不了也没什么，你可以和托尔斯泰、契诃夫、鲁迅等为伍。

　　我从来不把学好母语与学好外语对立起来。我不认为学外语会影响汉语。作为中国人首先应该母语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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