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作为危机中心的美国,道琼斯指数从低点已经回到历史高位区域,虽然经济没有恢复元气,但股市却已经彻底走出低谷。
作为危机“受益者”的中国,经济增速依然保持着过往三十年的强劲增长,最快走出危机阴影,但上证指数却只及高位半腰以下,市场还在争论是不是会创危机后的新低。
造成这一后果的主因就是在全流通已经大扩容的情况下,大量新股发行的规模扩张成为市场不能承受之重。二十年来,中国证券监管者一直奉行“重规模、轻效率”、“重融资、轻回报”的理念,中国股市取得了规模超速增长的同时,股市长期表现低迷,“牛短熊长”成为惯例。证券监管者“贪大求快”带来的结果是绝大多数的投资者亏损累累。
更令人悲痛的是,继续追求股市发展规模的思路并没有看到尽头。
6月末,一篇《证监会研究中心主任祁斌解读资本市场十二五规划》的文章开始在网络中流传开来。7月12日,在齐鲁证券2011夏季投资论坛上,进一步重申了他的观点。尽管他强调这只是“个人观点”,但其身份表明这一“个人观点”在中国证监会管理层中具有“普遍性”。
纵观祁斌的观点,我们发现通篇强调的都是如何尽快做大中国资本市场的规模、如何“赶英超美”成为世界第一;而其中提及投资者的回报、上市公司质量的内容,仅有寥寥片语。我们认为,如果祁斌的“宏伟设想”付诸实施,或许将是中国证券市场投资者的一场灾难。
因此,本刊就此提出我们对于中国未来资本市场发展方向的大讨论,希望能为悲观的市场情绪带来一丝微弱的信心。
一问:中国股市的出现是偶然事件吗?
在回顾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历史中,祁斌认为,中国资本市场的出现几乎是偶然事件。
马克思辩证唯物论表明,任何看似偶然的事件都有其背后本质的必然性。事实上,中国资本市场的诞生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诞生的。1986年,股份制改革开始吹响了冲锋号。全国各种类型的股份制企业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起来。刚搞股份制改革的时候,谁也没有想到搞股票市场。而在建立股份制公司的一两年后,随着股份制公司的发展,需要筹集大量的资金,融资需求日渐突出,顺理成章的提出了建立资本市场的问题。1990年12月,深、沪证券交易所先后成立,就成为水到渠成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