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苏培科：各位中国金融网的网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请来了四位农村信用社董事长，分别是重庆梁平信用联社理事长杨堂富先生。给网友问个好。
    杨堂富：各位网友大家好，谢谢大家的支持。

    主持人苏培科：第二位是卫辉市农村信用联社理事长赵永海先生。
     赵永海：各位网友，谢谢。
    主持人苏培科：第三位是厦门农信联社理事长黄巧梅女士。
    黄巧梅：大家好。
    主持人苏培科：第四位是浙江瑞安农村合作银行董事长叶秀楠先生。
    叶秀楠：主持人好，各位记者好，各位网友好。
    主持人苏培科：今天到会的还有《21世纪经济报道》的高级记者孙铭先生，《经济观察报》的记者、《中国经营报》的记者、中国金融俱乐部的记者以及中国金融网的记者，听农信社的老总谈一谈农村金融改革与发展的思路。我们刚才谈了城市商业银行话题，一下子转到农信社，还不太适应。农村信用社发展的问题是非常难的事情，中国的农村特别需要信用社，因为农村特别需要钱，资金要往需要的地方流入。所以，今天这四位都是来自基层农村信用联社的老总，请他们介绍一下农村信用社在这几年发展过程中有哪些问题，有哪些难点，有哪些思路。
首先请卫辉市农村信用联社理事长赵永海先生谈一下。
     赵永海：我原来是部队的一位干部，1987年转业到卫辉市，先后在基层干过几年，然后又到县里做了几年副行长。随着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化，1997年元月1日，随着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的发展，我被分配到农村信用社，当时是党委书记兼联社主任。
    主持人苏培科：卫辉市农信社发展的状况、经营状况怎样？
     赵永海：农村信用社，和其他银行状况几乎一样。从银行角度来讲，一般都是讲存款规模多少、贷款规模多少。我是2001年调入卫辉市农村信用社，当时存款规模只有6个亿，贷款4个多亿，截止到目前存款规模已经达到16个亿，贷款规模达到10多个亿。平均每年上升4个亿。取得这样的成果，一是班子决策正确；二是广大员工的努力，把大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得益于近几年党中央、国务院、各金融机构对惠农政策的出台，以及对农村信用社很多优惠政策的出台，使业务很快发展起来了。
现在，在当地，农村信用社已经起到了真正意义上的联系农民的纽带作用；起到了支持"三农"经济发展和县域经济发展的主力军作用。现在当地的份额贷款在60%以上，主要加强了农村贷款，总的规模占到60%以上。存款规模达到53%左右，真正是发挥了"三农"政策的作用。
    主持人苏培科：下面请重庆梁平信用联社理事长杨堂富谈一下。
    杨堂富：我从事农村信用社已经有30多个工作年头了，对农业、农村和农民方面的问题有很深的体会。近十年里，最大的体会还是农民苦，农民很需要支持，很需要投入。要解决"三农"问题，支持新农村建设的发展，说到底还是需要资金方面的投入。农村信用社在这方面要责无旁贷的承担起这项责任，为农民和农村服务。我觉得农民这方面还需要更多的资金，因此在过去的工作中一贯倡导坚持"三农"政策，这是只是我个人的观点，不代表其他同志。所以目前就是要做事，要挖掘当地的资金。农村信用社在哪里就要对本地的农民负责，把所有的存款尽量按照政策应用到本地的经济发展上去，这样农民致富了，信用社也就盈利了。
昨天我请示了银监会的领导，想进一步研究在支持"三农"问题上如何做到承担自己的历史责任，做到支持"三农"，支持新农村建设，同时农村信用社要实现商业化、市场化、利润最大化，要把这两方面有机地结合起来。昨天银监会唐主席给了我很高的提示，我深受的启发，要进一步做好支持农业、农村和农民方面的工作。这次参加中国金融网年度人物的颁奖典礼，这方面我体会最大，有很大的收获。
在支持农业、农村和农民方面，先以梁平县为例，梁平县有20亿的存款，11亿的贷款，当地的党政领导和老百姓到处宣传，切实解决了农民实际贷款贷不到的情况，这方面问题去年已基本解决了。在全县各个方面推行农民贷款3万元以内不担保、不报批，凭贷款证可以随时进行贷款。比如：第一，信用社贷款是二万元为限，你的信用好，发展能力强，贷款就可以多贷，信用差就少贷。去年为了加快对农业、农民的支持，农村信用社在重庆市搞起了贴近新用户的方式。贴近新用户就是贷款5万元不担保、不报批。就是要对农民的支持做到实实在在。我感到，目前党中央很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号召发出以后，梁平市及时发布了关于支持新农村建设的六条意见，要为农民做实事。党中央的"一号文件"发出以后，我们更加大力度。搞农村信用社加大力度就是给予资金的支持，这就是力度。把这方面做好，真正实现借得好、还得好、用得好，这就是我们的发展目标。在去年我们已经承诺过，去年贷款增加了1个亿，今年1.5亿，要给农民增加新的投入。
第二，农信社还在研究在新形势下搞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还要从哪些方面去努力，去给农民松绑呢？现在的信用贷款一般是一年期、两年期，针对中央的1号文件出台，农信社把信用贷款放宽到3至5年，过去农民的小农经济，可能一年、两年会好。但搞产业化、信息化，就不行了，至少得3至5年，在贷款期限上的延长，让农民得到资金后，能够适时周转，可以完全使用。不会用了一、两年，就过期了，所以农信社要根据市场规律发放贷款。这就是对农民贷款的优先、优惠，真正让他们得到实惠，不能仅泛泛而言的号召。农村信用社是执行部门，是落实中央政策的基层部门，当然就要做实事。如果不做实事，农民就看不到农信社给他们实在的东西。对于农民方面的问题，还包括农民的产前、产中、产后。比如中小企业，农村信用社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六条意见中，就有关于梁平县的中小企业的问题。按照国家标准，中小企业实际上不算，但在梁平算；500万以上的贷款，实际上是小企业不算规定的标准，但在梁平不算。500万以上的贷款降息30%，11亿的贷款，降息30%，什么概念呢？500万以上的贷款，每年给企业输血20万，农村信用社要把利润让给企业加快资金周转，这是农村信用社做到的。县委政府非常的感动，县委、政府财政出钱奖励梁平信用社资金34万，这是第一次政府从财政拿钱支持三农，做得好就该奖励，这样我们的职工积极性也会高。机制好了，就应当承担农村方面的支持，我认为这方面还大有文章可做。
    主持人苏培科：刚才重庆梁平信用联社理事长杨堂富讲得非常好，对后面的嘉宾有非常大的启示。支持三农问题，作为最基层的农信社来说，不仅是像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国有银行以盈利为目标，或者以其他的责任为目标，我们觉得在支持"三农"的过程中，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过程中，不光是这份力量，而且要尽社会责任，对农民朋友尽一份责任，讲得非常好。下面有请厦门农信联社理事长黄巧梅女士谈一谈。

    黄巧梅：我曾直接参与和见证了农村信用社改革的整个过程。2002年底，厦门农信联社陷入经营困境，在这种情况下，福建省农村信用社协会和厦门市银行提前让厦门农信联社进入改革进程，当时面向全省提出了竞聘厦门农信联社的领导班子。在这种情况下，我上任了，受任于危难之中。上任以后进行地方的改革，整个改革过程是艰难的，是痛苦的，但也是成功的。
在整个改革过程中，人民银行、银监会对旗下给予了的支持、监管和服务，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和创新，改革队伍中进行了人事、员工和三险制度的改革，搞活了内部的机制，激活了员工潜在的热情，把员工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还明确了服务的市场定位，为什么厦门农信联社会陷入困境？因为它没有明确的市场定位，跟着大的银行后面追逐着大企业，一大笔一大笔的贷款沉淀下去，所以才陷入了经营困难。明确市场定位，服务社区、"三农"的村民和中小企业，就在市场中明确了方向。对外还实行贷款责任制，让每一个信贷员明确，每发放一笔贷款责任都是沉重的，不能随意发放，这个责任直到钱收回才结束，所以责任由信贷员承担。贷款责任制明确以后，二次不良贷款的产生就下降了很多。资产管理部加强盘活力度，使不良贷款率大量下降。三年来，不良贷款率下降69%，超过了人民银行票据兑现的要求，人民银行票据要求下降50%，我们已经下降69%，在这三年中做了这些事。
除此以外，还加大科技发展。比如发行了"万通卡"，"万通卡"是加入中国银联的，算是后来者居上，万通卡出来就以国际卡的面貌面市了。
    

    主持人苏培科：农民兄弟能接受吗？
    黄巧梅：能接受，农民朋友拿着这张卡可以像银行卡一样方便，可以用于日常的交易，比如银行消费。还可以到其他行ATM机上存取，这张卡融入了所有的银联系统，解决了结算账不方便的问题。在科技上也下了一定的力度，提升了农信社的品牌。
另外，还在社区里面创建农信社区，为什么要创建农信社区？面临着经营环境的问题，如果经营环境比较宽松了，比较信用了，发放的贷款，就可以大胆发放，资金运作就会比较充足，而不会担心贷出去收不回来。在厦门提出农信村区、农信社区。为什么要提倡农信社呢？因为跟厦门政府有一定的关系，厦门市委市政府提出跳出农业发展农业，减少农民富裕农民，大量的农民都是村改区、农转非，形成的社区。作为农村信用社服务的农民都产生了变化，农信社也要产生变化，要跟着他们。更重要的是提前转换农信社的角色，利用信贷杠杆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出创新农信社区。现在已经创建了10个社区，还有农信村镇，现在也叫农信社区了。在社区的贷款量，只要村居民和企业的贷款都能够满足，而且给予优惠。从外部环境上营造了农信社经营的宽松环境，这种宽松环境来自于国家和市委市政府的支持。因为我们的体系的创建成为厦门创建农村信用社的一个亮点。为此我们还记了农信社的三等功。
    主持人苏培科：在座的各位都是"2005年中国农村金融年度人物"，邀请他们来做客金融会客厅，是因为他们在当地不仅做得非常好，在国内同行业也是做得非常好的。下面有请浙江瑞安农村合作银行董事长叶秀楠先生谈一谈，因为浙江的环境和西北、北方的环境是不一样的，浙江的民营企业、私营企业以及农民跟北方的农民不是一个层次，因为他们的发展速度相对比较快。在快速发展过程中，新农村建设要求新农村建设城镇化，"三农"的出路就是城镇化，北方的农民怎么学习浙江瑞安农信社的发展，怎样支持农信社的发展？
    叶秀楠：浙江瑞安农村合作银行是由农信社整体改制组建的，开业已经一年了，瑞安地处温州，是一个县级市。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一个很重大的问题是三农的资金问题，其中包括一大块是信贷支农的问题。建设新农村又是党中央的一项重大的战略决策，是各行各业今后很长时间内重中之重的任务。农村合作银行是处于金融机构的最基层，面对的是成千上万的农民及广大农民对资金的需求，所以在基层金融机构，农村合作银行、信用社任重而道远。
近几年来，我行立足"三农"，优化服务，创新管理。有时间的话，把我们的三个创新向大家汇报一下。创新管理，来实现双赢，也就是增加了对支持"三农"的贡献度，使农民得到实惠，同时也提高自己的质量和效益，从而实现"双赢"。到去年底为止，瑞安农村合作银行各项存款已经达到51.3亿元，一年增加6.55亿元，贷款达到38.3亿元，一年增加4.3亿元。在当地银行比较多，瑞安有八大商业银行的情况下，瑞安农村合作银行存款和贷款的份额都占五分之一，排在第二位。贷款质量长期都比较好，将近十年都保持在2%以下的不良贷款率。去年不良贷款率只有1.42%。去年一年向国家上交的税收是7500万元，实现利润9934万元，资本充足率达到20.3%，可以说达到了"双赢"。
    主持人苏培科：刚才四位农信社的老总都谈了一下，有的从微观讲，有的从宏观讲，卫辉市农村信用联社理事长赵永海从宏观角度讲了一下，现在你把话题降到微观谈一下，银行在支持"三农"，支持农业发展、支持农村发展过程当中是怎样做的?
     赵永海：关于"三农"的问题，我们研究的时间不算太短。当时考虑如何定位自己和如何定位自己支持的对象，当时就确定为三农，把农业、农村和农村经济的发展确定为农信社不可推卸的责任，要支持他们。支持他们以后，我们提出创新是农村信用社发展的不懈动力。只有创新才有路可走，过去的老路走了50年了，50年发展是非常艰难、非常缓慢。到卫辉农村信用联社去的时候，提出了改革，把县域的城市信用社并为农村信用社，农村信用联社这50年当中规模才达到了3个亿。
去年，也就是2005年一年，存款上升了3.8个亿，也就是说一年超出了前50年的总和。看一下贷款，贷出去4个亿，前50年农村信用联社贷款规模只达到了1.8亿，说明相当于干了前两个50年的贷款规模。而自身的效益，我接手时当年亏损84万，去年达到了178万，职工工资过去是发260块钱，现在赚了260块钱后面还加一个零，甚至还要多，员工的积极性很高，这是我们取得的成绩。
这些成绩的取得，来源于支农品种的创新。人民币是一种特殊的商品，既然是特殊的商品，为什么不能把它和其他商品一样摆在柜台上？所以创立了贷款上柜台的商品。2006年推出了一个新的服务方式，方便快捷。这种方式推出来以后，确实受到了广大群众的好评。
    主持人苏培科：能否介绍一下无怨无悔的创业背景呢？
     赵永海：所谓的创业无怨无悔，我曾经是一名军人，在军旅生活14年，也是由于军队当时改革。
    主持人苏培科：从军队改革转向农业、农村，也是无怨无悔。
     赵永海：对。当时军队改革后我到了农行，另外还当了银行干部，到农行当了信贷员，与农民朋友交上手了。再一个是看到农村和城市确实有很大差距，农民的收入微乎其微，一年收入400块钱。如果遇上自然天气灾害，可能还要赔钱。所以，我就想怎样帮助农民致富，结合农业产业化结构的调整。从这方面入手，决定自己要跟农村打一辈子交道，无怨无悔。
    主持人苏培科：我们在座的四位都是无怨无悔的，支持三农也都是无怨无悔的。
刚才谈自己的银行，现在把范围扩大一点，从小我扩大为大我。农村信用社现在发展面临最大的困难在哪？
     赵永海：农村信用社最大的困惑就是人们观念上对它的看法。改革以后，现在定位为地方性金融组织、社区性银行。昨天还听到这样的定位，我觉得这样的定位太狭窄了。
    主持人苏培科：您觉得还有其他的吗？
     赵永海：有，非常多。我从部队到银行已经20年了，一直在基层。
    主持人苏培科：重庆的梁平杨理事长杨堂富可能有很多话讲，因为在农信社这块做得非常好。希望您也谈一下困惑在哪儿?
    杨堂富：农村信用社发展的困惑，真正的问题是改革步伐比较慢，不适应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需要。改革的步伐慢表现在对农村信用社的改革，不是用三种模式。搞出农村信用社也行，搞出农村合作社也行，搞农村商业银行也行。这三种形式由自己选择的话，多数人的心愿包括上面的指导思想都是把农村信用社发展成充实资本、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搞为农村信用合作银行。这个方式是很对的，但路子很慢，另外也比较复杂。搞为农村信用合作银行、农村商业银行，按照程序来讲要上报国家银建批准，改革的路子比较慢，不适合新农村的建设。达到了农村的基本条件了，应该说是一个准入原则。农村合作银行已经有明显规定，达到这个条件就盖章，然后通过。用这个机制去更好地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把它放开。农民对农村信用社和银行的历史观念一直制约着，他认为还是大银行，农村信用社变为银行了，这个品牌就是对中国农民、对中国农村信用社最大的支持。它和央行的票据进行对比，一个是资本的，一个是精神的，这个品牌早一点给我们，支持新农村建设的力度就更大，这样知名度也更大。这件事在基层办得比较慢，这是最大的问题。
    主持人苏培科：现场也有一位是合作银行的农村社长，有三位是联社的，有一位是合作银行的。刚才杨理事长讲到农村信用合作社发展的路子太慢，你是合作银行的，你是怎样的感觉？
    叶秀楠：我的看法是农村信用社改为银行，不是简单的换牌，而是很大的改革。过去叫农村信用社还是现在叫农村合作银行，没有什么问题。刚才主持人提到的最大困惑是什么，就是在政策上对农村信用社、农村合作银行要倾斜支持，最起码要取消有些不平等的游戏规则。在瑞安来讲，农业还是很重要的工作，尽管经济很发达。在这个地方虽然有八大商业银行，工农中建、还有中信、浦发银行。我行的农业贷款是29亿，占自己贷款的77%。在瑞安整个金融市场上，我们一家农业贷款占了98%，所以说基本上独家承担了支持"三农"的信贷工作任务。这就是我说的任重道远。老百姓观念上就是要贷款就找农合行，不找别的银行。作为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各行各业都要加大对农村的支持力度，其他各个部门加大了对农村合作银行的支持，也就是加大了对“三农”的支持，通过农合行的贷款发放，来支持和解决"三农"的资金问题。
    杨堂富：要有平等的待遇。这个平等的待遇表现在，过去有不平等的地方，现在强调要平等。举个例子，为什么把农村信用社改为农村合作银行或者商业银行，这不取决于是一个牌子，而是通过实质性的改革达到准入条件。这个准入的条件，在中国有时候是不公平的。比如过去的城市信用社，城市信用社在一年之间改为城市商业银行，为什么农村信用社搞了50多年还不能改为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准入条件为什么这么难。农民兄弟就这样困难，你说公平吗？不公平。城市信用社为什么一年之间可以改为城市商业银行，它的生产质量、它的规模已经就够准入的条件吗？是平等的吗？不平等，这就是中国具体的现实问题。把城市信用社改为城市商业银行以后，步伐快多了，规范多了，对地方的经济支持力度也大了。为什么在农村信用社这方面就这么难了，这是观念的问题。
    黄巧梅：我想补充一下，呼吁社会从上到下营造农村信用社良好的经营环境。刚才各位讲不平等也好，就像我们为什么有国际妇女节日，就是因为妇女的地位太低了，所以有这么一个节日让大家想起应该给妇女平等的地位。农村信用社长期以来就是被歧视的、被限制的。现在国家也出台了一些优惠政策，从上面大的政策来看是挺优惠的，但是贯彻到底下还很难。我曾经当过农行的行长，也当过信用社的（行长）。我们在农行做一件事是事半功倍，而在信用社是事倍功半。原来是歧视，现在要平等的话，现在就要从上到下呼吁一下平等的氛围。
    杨堂富：在农村，说起农村信用社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一说银行，就知道是合作银行。因此，改革的步伐在这方面应该快一点，同时从改革大环境来说，有些政策已经研究了，但实时出不了台，就是因为跟支持农村方面还不适应，所以我建议尽快建立法律，比如合作金融法，外国已经有了，共产党搞一个农村金融法为什么就这么难，为什么就出不来。我希望先出个试行的，再出个规范。有个法律规范，大家就可以依法办事，目前还是随意的办，一个领导人有一个新的观念或者理念，就指导下来，这是否符合中国的实际。我认为还是要依法办事，不管是农村银行也好，还是商业银行。有了法律规范，就可以依法办事。这是很重要的，才是帮农民的忙。
    主持人苏培科：500万中国金融网的网民也在呼吁，希望向政策上呼吁。刚才在座的各位也是金融界的，他们回去以后也会呼吁。刚才你总结了四个，一是政策的倾斜，缺乏政策；二是缺牌子；三是缺观念，农信社缺观念；四是缺平等，说妇女有三八节，有不平等的待遇。在这个状况下，最后的出路在哪呢？
     赵永海：我有几个问题，今天来讨论和呼吁，刚才黄理事长已经说了，我们也算中国金融农村改革的见证人之一。我想不通啊，改革从粮农分家开始，应该是改革的序幕，改革到现在已有26年了，26年当中我们中国有这么多专家、学者、理论界等等，为什么农村信用社的问题在26年都解决不了呢？现在解决了资本金充足率的问题、不良资产率的问题等等，还有央行票据采用对价等，现在想起来，为什么26年来就没想清楚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呢？什么道理呢？农村信用社归农业银行管，粮农分家以后归人民银行，后来又托管回来，三个月之后没有自我约束，结果人民银行管起来了，人民银行管了六年之后又交给银监会了，一系列的改革，26年的历程，前面都没有讲到资金充足率，交给这家又转回来了，交给那家又转回来了，都没有讲过资本充足率，为什么这次改革又讲这个呢？
    主持人苏培科：步子太慢，改革太困难了，需要银监会更多的关注。
    杨堂富：为农村信用社真正说话、办事的部门，相对还是较少。除了人民银行、银监会，真正为农村信用社说话办事的部门的确较少。特别是改革的呼声传到高层领导决策这里就相对要大耗时机，比如胡锦涛、温家宝这一代领导人重视农村信用社，其实和宏观是分不开的。如果没有党中央的决策，农村信用社的日子不会有现在这么好。不管你的利润有多少，没有党中央的优惠政策还是不行的。现在农业银行也好、商业银行也好，对目前我们的农村信用社的经营机制是有利的。我们现在有市场，管得好一点，效益好。如果不是好的机制，你也不行。
    叶秀楠：我讲一下我个人的观点。随着金融体制的进一步深化改革，我觉得农村信用社办成社区

一流的精品银行，这个定位我是很赞同的。从农村的实际出发，农村信用社组建为银行，我们已经通过改制了，有3123户农民入股，已经有股金2亿多，建立了法人治理结构，强化了管理，推动了业务的发展。去年一年存款金额增加了6亿多。办成社区银行，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找准位置，所谓找准位置就是立足"三农"。在这个基础上，创新自己的服务，创新管理，创新体制，从而使我们自己办成一流的精品银行。过去有一句话，农村是广阔的天地，在那里可以大有作为。现在我觉得在温州、浙江瑞安这些农村还是很有作为的。我体会很深刻，农民、农村，我们为他们付出了很多，刚才我说了我们付出了当地98%的农贷，瑞安农民很认可，乡镇村及市委市府、有关部门都很认可。社会各界，农业贷款自然就找我们了，这样的话，我觉得中国的农民是最讲信用的，很自然就会认同你，反过来他们会来支持你。我举个例子，瑞安有983个村，由于我们主要承担支农贷款，983个村的基本账户和存款都开在我们一家银行。瑞安大部分的乡镇核算中心，10个中心镇，有9个开在我们这里，这样的话，我们积极地在那里做，得到了他们的认同，他反过来也支持我们。乡镇及村这一块六、七亿的存款都稳定在这里，而且影响很好，大家就认为瑞安农村合作银行是一个最大的银行。我认为办成社区性的银行，自己在这块土地上精心的耕耘，照样会有很丰厚的回报。
    主持人苏培科：不仅是您在农村这块有广阔的空间，在座的各位都在自己的领域上不断的奋斗，都会有自己广阔得空间。
    黄巧梅：我觉得服务社区是对的。因为农村信用社最大的特点就是服务和社区和村民、居民有联系，保持这个优势，还要发挥好。我觉得今后的发展，步子要迈得快点，一是需要国家的政策继续支持，从上到下的支持。另一个是农村信用社内部自身也要改革，也要优化；内部的思想理念也要创新；工作方法也要跟得上现代化企业管理制度。另外还有一个好的外部环境。成立商业银行也好，合作银行也好，主要取决于业务发展的质量速度。由于历史给了农村信用社很重的包袱。虽然央行给予50%的票据，还有50%由我们自身来消化，还是那个呼吁，要求各界给予更大的关注和继续的支持，让农信社能够把历史的包袱抛掉，能够稳健的发展，成为现代的社区银行。
    主持人苏培科：我想在座的几位把声音传播出去，关注的人会越来越多的，农信社是会被越来越多的人关注的，而且步子迈得更快。因为农村的"三农"问题是最迫切的问题，而农信社在三农资金来源和过程中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这方面是非常重要的。
    杨堂富：我呼吁要尽快建立合作金融法，我感觉现在的变数非常快，把农村信用社建成社区银行。这种说法上下都有。朱镕基在某时期说过，农村信用社是农民的纽带，农村信用社是农民自己的银行。还说要把农村信用社当成最大的零售业务银行。不管你办成哪一个银行，都要依法把它定义下来。比如最大的零售业务银行，比如社区的银行，什么是社区银行？怎样建社区银行？社区银行是什么标准？在法律上要有定义，就不会是哪一个领导人随便说了算了。有法律定义的话，就很好操作。否则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就无所适从了。法律定义后，不管是什么银行，能为"三农"服务，为发展新农村建设增强实力、增强发展能力就是好的。
    主持人苏培科：非常赞同您的观点，需要完整的、透明的制度框架。制度框架按照公平原则竞争，这样的做法可能更好一些。刚才你谈得非常好。我还听到农信社的理事长说还有一个制度问题，就是入股自由、退股自由，导致了我一会儿进来了，一会儿出去了，银行要发展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各位是否也面临这个问题呢？
    杨堂富：按照农村信用社来讲，这个客体要大就大，要小就小。对于农村信用社我曾提到，如何处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及利润最大化的问题，这中间很值得研究。如果最大化地支持农民，会有政策风险，会有自然灾害，这些风险形成后，过去是农村信用社自己背，那现在呢？干了50多年，国家出台了央行票据，对农村信用社是一个扶持，但毕竟是等了50多年才等到现在。目前应该怎样加快发展，支持新农村建设的发展。
    黄巧梅：我想到一个问题，请各位同行看怎么解决。我们现在按照商会制度的规划进行改革，最大的权利制度就是社联代表大会，社联代表大会的决议是最高的决议。比如年度的经营计划、年度的重要计划都要通过社联代表大会。通过以后，跟上级行业主管部门不一致的话，你说听谁的？我认为这是很现实的问题。
    主持人苏培科：你现在是听谁的呢？
    黄巧梅：应该听社联代表大会的，但这很难。只要不违反监管法律，就可以听社联代表大会。应该听社员代表大会，目前所属的，在社联代表大会进行汇报的时候是按照社联代表大会的决议，然后又向上级机关汇报，分两步，应该以社联代表为主。
     赵永海：按照自然常规属性来讲应该听社员代表大会的。在实际工作当中应该听上级的。
    黄巧梅：就跟法人治理结构有矛盾了。
     赵永海：这是目前不可解决的矛盾。
    杨堂富：还是要回到法律操作上来，没有这个平台，依然是这个说了算，那个说了也算，我们就很难操作，你说对吗？都对。比如社员大会的决策，规定了每年分红多少，比如分20%，到上级说不行，只能分10%，你说听谁的算呢？对于股东来讲，可能是分得越多越好。
    黄巧梅：刚才讲到法人治理，其实法人治理还是挺难的，不是不愿意走入现代企业制度，不愿意按照法人治理来做，而是面临着各种各样的环境，很难去协调，这才是真正的困惑。
    叶秀楠：对于这个问题我讲一下个人的想法，刚才各位都说了按照法律来讲是股东代表大会决策，按照实际工作讲，上级行业部门是领导，两者讲起来都一致就没事，不一致的话怎么办？我觉得，不去争论，实践去做，作为一个单位的主要领导，就是要在有不一致的情况下做好协调，尽量把它们统一起来，认真地贯彻落实，我们只能这样做。
    孙铭：各位的任命是地方政府任命的，还是理事会任命的？
    杨堂富：我们这个帽子有几家可以管。
    黄巧梅：先由省提名，社员大会选举，通过以后还要经过银监局的审查资格，审查完了就行了，你符合任职资格。
    杨堂富：严格来讲还要经过当地的党委党政府这一关，哪一关都要过。如果过不了的话，也就不行，一共要过四关。
    黄巧梅：比其他的党政机关还来得更全面一点，广大社员要支持你，认同你，还要让党政领导觉得你可以，还要让上级也信任你，提名你。职位不是很大，但履行这个职责，当上这个领导还真不容易，这也是培养自己一种经历、一种能力的机会。
    叶秀楠：对各方面都要负责。
    杨堂富：这方面的问题需要迫切研究，如果时间允许，准入条件把得很严，银监会也好，社员代表大会也好，现在进来以后，不管是银监会监督也好，都加大了力度。集体班子是乡镇的主任，这是准入条件，进来了。但对于准出条件，虽然有了，但执行得还不到位，准入条件进来以后，只要没有大的违规违法，不管当好当坏，都可以当，这就是政策法律不完善的地方。你要干这个事，应该给人们、给市里带来较大的回报。多回报也这样，少回报也那样，对于准入条件，比如银监会有规定的，比如道德严重等，这些东西符合条件的，该进就进，该出该出。准出的条件执行得还不是那么好。
   

 黄巧梅：如果坚决按照《现代企业制度》、按照《法人治理》，没有为入股社员创造更多的利润，入股社员怎么会同意呢？一年下来，搞得不好，就得下台。现在改革是好的，引入《现代企业制度》和《法人治理》是对的，如果做得不好，就得下来。入股社员钱都放这里面，如果不赚钱，就不举手，就不投你的票，你就得下台，关键在执行的人怎么执行。如果没拿出满意的答卷，没人推荐你的时候，你就得下去。
    杨堂富：其实很难的，现在的社员代表大会还不规范。社员代表大会实际上是联社一把手、联社班子指挥下的社员代表大会，不是社员代表大会指挥我们，是我们指挥社员代表大会。
    黄巧梅：这个与改革是相悖的。
    杨堂富：在这个平台，要允许说话，第二要会争论。社员代表大会，比如杨堂富我安排到这里来，是形式上举手的。但他了解多少？社员大会有多少人知道农村金融，有多少人看得到报表，又有谁看得懂报表呢？现在社员代表大部分是帮你宣传，付费服务，而没有真正发挥监督的职能，怎么能监督呢？
    黄巧梅：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有这种情况。最近开了社员大会，我们的社员大会素质还是高的。
    主持人苏培科：据说农村信用社入股自由，退股自由，在现代企业制度当中是一种不规范的运作方式。
    黄巧梅：也有规范的。我们刚刚在厦门市开了一个社员大会。社员大会的素质都很高，要琢磨报表。因为他们投资了600万，不是打水漂的，要研究报表，研究处理风险的能力，还有今后发展的前景以及盈利能力，步入了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轨道，刚刚进入，而且社员代表是很认真的，压力是很大的。如果没有搞好，就面临着让你下课，所以一定要让入股社员负责，让入股的资金产生效应。
    叶秀楠：逐步改革，逐步到位。刚才主持人提到，入股与退股的问题，我们通过改制后，投资股股金是不能退的，按照公司法运作，只能按照规则，经过批准允许转让。
    黄巧梅：农村信用社也一样，进股以后也不能转让。
    主持人苏培科：也就是说更加规范了。
    杨堂富：法人治理结构不规范的情况，我估计就我们四位同志自己搞的单位应该不会存在。在当地这方面大家都是搞得比较规范的，起到了示范的作用。从宏观上来讲，联社达到了法人治理结构，而且比较好，这是肯定的。但是至少有一部分是不规范的。至于多少，没有做调查研究。
    孙铭：刚才黄理事长讲有投资600万的，也有投资很少的，农信社还是要坚持合作制，合作制是一人一票。
    黄巧梅：是这样的，在选取社员代表的时候是按照入股的权数，比如600万是有多少权数，总共算下来就可以选99个代表。这是根据入股的权数来定的。进行投票的时候，是一张选票是一票，在选代表的时候是按照入股的权数配了代表，在选举的时候也是按照人员多少投票的，一个人就等于入股的权数。
    叶秀楠：我们是按照股金大小的不同进行投票。
    黄巧梅：也就是多少权数。
    叶秀楠：合作银行是按照股份合作制，表决的时候资格股一人一票，投资股是以股权大小来定，也就是股金权数的票数来定。
    主持人苏培科：社员是按人数？
    黄巧梅：选举代表是按照权数代表的，有多数代表进来就意味着有多少入股的总金额。比如有10个代表，就有多少个权数决定的。
    孙铭：也就是说合作制被变相废除了，就是一股一票。
    杨堂富：包括学术界和高层领导人来讲，还是回到法律上，要定位，农村信用社究竟搞什么，是合作制，还是股份合作制，还是股份制，还是三种制度并存？现在全国指挥的话是很难指挥的，是搞成股份合作制吗？是搞成股份制吗？还是搞成农村信用社呢？以前不追求利润最大化，这是很清楚的。股份合作制是股份为主还是合作制为主；股份合作制是70%的投资股还是30%的支票股呢？怎样体现股份合作制，哪个为主呢？以前基本为投资股为主，至少半数以上，70%应该是投资股。但事实上现在股份合作制，按照这个定位，应该追求利润最大化、商业化。中国的这个特色就决定了，任何情况下都要把农村信用社办成政策的、历史的、经济的、责无旁贷的。比如要放一千万贷款，是放给当地的农民，还是拿给其他的地方，如果拿到其他的地方，可能放一千万就能很快收回来了，如果给三农的话，什么时候能收回来呢？
    黄巧梅：我们是搞实务的，不要探讨什么制什么制，我觉得发展是硬道理，把社员效益搞上去了，把市场定位搞好，赢得当地基础客户群的支持，有强大的基础客户群支持，把它发展强大，就进入股份制了。
    主持人苏培科：我们的争论特别的激烈，因为是会客厅，不像做报告那样，而是要求讨论非常的激烈，这样就达到了主持人的目的。下面请孙铭进行点评。
    孙铭：这四位各有代表性，天南海北，有重庆话、有福建话、有浙江话等等，这可能也代表了农信社比较特点的组合。组织上也是有农信社的，有基本没有变形式的，有合作银行的，这是多样的，比较有代表性。大家都是从地级县过来的，操作手法上有经验，上层可能面临很困惑的问题，到你这儿觉得同样有问题，不知道该怎么办？是否要坚持合作制的问题，怎么样为三农服务的问题，怎样完善公司治理的问题，这都是刚才大家讨论的问题，目前也是大家在探索过程当中的问题，是没有定论的东西。刚才大家各抒己见，应该说很有意义，至少对下一步中国农村金融的改革至少很有指导意义。这个问题还会争论下去，还会在实践当中不断让实践回答这个问题，而不是只限于理论、争论解决的问题。
    主持人苏培科：总结得非常好。
    杨堂富：小平同志曾说过“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耗子就是好猫”。只要把三农问题搞上去了，争取利润做大了，企业做大了，就是肯定的。但是在同等条件下用什么制度来办得更好，以发展为目标，只要这是对的，就肯定是对的。如果以理论来探讨的话，不搞改革也可以，农村信用社完成这些任务，还是可以的。为什么花这么大的代价来做呢？改革的目的是要更好地推动发展。过去50年为什么发展不到位呢？因为改革不到位。现在改革到位了，发展快了，引起社会各方面的高度关注了，我认为这两个方面很重要。
     赵永海：降低门槛、减少环节，缩短路程，腾出时间精力发展业务支持新农村建设。
    叶秀楠：在激烈的金融竞争中要找准位置，这就是优先支持三农，在优先支农中取得回报，拓展业务，在强化管理当中提高自身效益。
    黄巧梅：我觉得应该抓住机遇，乘势而上，内强素质，外塑形象，把我们的事业搞强一点，加速发展。
    主持人苏培科：各位总结得非常的精彩。现在给媒体朋友留三个问题进行提问。
记者：现在农信社这块发展当中最大的风险问题是什么？
    杨堂富：从根本上说，最大的风险一定是制度风险。国家有一个好的制度，或者这个制度能够完善很快，农村信用社发展的健康步伐就快一点。一个小地方，大家分别管一个县或者一个区，也是一个制度。如果这个制度，国家的法律、政策每年都很多的话，要看这个制度执行的到位没到位？班子的组织思想正确，制度到位了，一般都能解决得好。如果没有这个制度的话，为农民服务也好，为三农服务也好，你可以进行创新，仍然可以达到这样的结果。
    主持人苏培科：你认为最大的风险来自于制度。
    黄巧梅：我认为职业道德风险很重要。因为制度是有的，贯彻不贯彻，落实不落实，主要是职业道德。如果职业道德好，落实就没问题了。
     赵永海：我认为不发展是最大的风险。
    叶秀楠：我觉得金融业，首要的问题是稳健发展。稳健发展首先要强化管理。刚才我提出创新管理，特别是加强贷款质量的创新管理。
    孙铭：刚才大家谈得比较具体问题，我总结一下有内控的问题，有发展的问题。现在改革的大方向有问题，比如上一轮改革有这么几个原则，花钱买机制，产权明晰，我记得印象最深的一句话就是地方政府负责，是否方向错了。上一轮国务院的文件最大的变化就是地方政府负责，出了问题，地方政府要承担起责任。
     赵永海：风险树立管理。
    孙铭：以前是人民银行、银监会来管理，方向是否错了，如果交给地方政府，可能会带来治理结构的冲突，比如以会员大会为主还是以地方政府首脑的意志为主呢？大家对这一轮改革的大方向有没有一些看法？
    黄巧梅：改革大方向没有问题。
     赵永海：改革大方向肯定没有问题。理论界把这个事情给搅混了，大家都理不清楚了。用简单的话来讲很简单，用复杂的话来讲，三天两夜也说不清楚。改革方向没有问题，改革是为了解放生产力，解放生产力是为了发展业务，发展业务来支持三农，三农发展好了，新农村建设就不错了。
    主持人苏培科：杨理事长有什么意见？

    杨堂富：我认为改革大的方向从几十年来看，先是农业银行管理，然后是人民银行管理，人民银行不管由政府管，这种模式究竟谁管最好？
    叶秀楠：我认为中国的改革，包括各行各业的改革都是先要从基层做起，然后由高层进行推广，也希望高层领导多到基层去总结，总结一些好的经验，然后再推广。
    主持人苏培科：各位都谈得很精彩，已经谈了整整两个小时了，希望在最后结束之前，希望每一位用最精彩的一句话结束今天的发言。
    黄巧梅：我们要抓住机遇，乘势而上，内强素质，外塑形象，争创一流。
     赵永海：农村信用社的改革应该降低门槛，减少环节，缩短改革的路程，把主要精力用于发展业务支持新农村建设。
    杨堂富：经营民心、经营智慧、经营文明，把这些东西立足于支持好新农村的发展，加快自己企业的效益提高上。
    叶秀楠：农村是一片肥沃的土地，要抓住好机遇，创造好环境，发动职工精心耕耘，农村合作银行照样会有丰厚的回报。
    主持人苏培科：今天我们讨论非常的激烈，总结也非常的精彩，最后感谢各位到金融会客厅做客以及媒体朋友们的支持，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