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 间：2007年4月1日 地 点：友谊宾馆友谊宫第二会客室 主 题：农村合作银行“路”在何方？ 嘉 宾：昆明官渡农村合作银行董事长 施增荣 主持人：中国金融网副总编辑 张小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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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光临今天的金融会客厅，今天作客金融会客厅的嘉宾是昆明官渡农村合作银行董事长施增荣先生，欢迎您！ 施增荣： 你好！ 主持人： 今天我们探讨一下农村金融问题，今年整个社会都把目光聚焦在农村金融改革方面。因为第三次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专门强调了下一步农村金融改革方向，温家宝总理也在今年两会中强调过这个方面。您所在的昆明官渡农村合作银行，今年获得了很多荣誉，您个人也被被评为农村金融人物，我们也就一些问题与您探讨。请您介绍一下合作银行的基本情况。 施增荣： 我首先把官渡农村合作银行的基本情况介绍一下，官渡区是属于昆明的城郊结合部，我们昆明官渡农村合作银行是 2005年12月30日由银监会批准由农村信用社批准改为农村合作银行，下属九个支行，一个营业部，40个分理处，总共是50个营业网点，现在在职员工435人。 主持人： 就是一个两级机构？ 施增荣： 对，就只有总部和支行，但我们承担着整个官渡区农村经济发展的金融服务，是支持该地区农村经济发展的主力军。只要是在昆明落户 20多家银行，在我们官渡都有分支机构，但也只有我们对农业的支持将近占96%，成为官渡唯一一家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银行。 主持人： 您是说在昆明的 20多家银行分支机构都在你们那里设立了机构，竞争很激烈？ 施增荣： 对，像股份制银行、商业银行，但真正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只有我们一家。应该说到二月末，我们的存款余额是 61亿，各项贷款42亿，去年总共实现利润8300多万，在整个经营管理上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主持人： 这个利润是拨备后利润？ 施增荣： 对。是在拨备提足的情况下产生的利润，对于西南边陲一个小的农村金融机构来说，我们从管理上、从制度建设上、从以后的战略发展上，都是按真正的商业银行的标准设立的，我们不是把自己定位为普通的农村信用社，我们支持农村经济，我们有自己的特色，但我们的管理必须按照商业银行管理，才能达到我们既能发展又能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也就是说只有练好内功才能支持地方经济发展。 主持人： 你们是具有典型意义的农村合作银行，现在包括来自学界、来自农村第一线的声音，我们也听到，有利率市场化程度不够，利率放开的程度不够，农村信用社如果要为 “三农”服务的话，盈利比较困难。比如说做小企业贷款，成本可能都会太高，风险可能会大一点。很多商业银行不愿做，觉得无利可图。你觉得按照现在的模式，可以盈利吗？ 施增荣： 应该说可以，从农村金融整个方面来分析，首先，外资银行确实要进来，经营人民币在逐步放开；第二，国有商业银行工农中建在农村基本上没有了，农行有一块，但支农少了，但股份制商业银行随时在高喊口号进入农村，但他要的是存款，不要贷款。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看市场，大的商业银行的确按照新的商业模式来经营，经营优质化，也在和国有商业银行争客户。现在就产生两块金融服务的空白，一块是农村金融，老百姓的，一块是从有地农民变成无地农民的这些经营个体、一般的个体户、小企业，就成为金融服务的弱势体。这块的空间实际上非常大。我在关注农村信用社定位的时候，就考虑到广阔的农村市场，刚才提到的成本高，这是事实。但成本高，我们可以通过量做大了，我的成本自然做下来了。利虽然非常薄，但量上去了，利润就来了。那天云南金融时报的记者问了我一个问题， “如果商业银行进入农村怎么办？他提到了广发行，华夏银行。我说他们没有这个能力，我们现在的员工有450多人，对整个官渡区的支持，我们都觉得人手不够。华夏银行在官渡一个机构，20多人，我们官渡区有将近1000多个自然村，他怎么服务？他们这块进入不了。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人多、人熟，对农村经济的了解，把我们这个盘做大。虽然成本高，但规模达到一定程度，按照我们的盈亏临界点，我做到多大规模，多少利润，再上去成本自然就下来了，应该说把握好这个“度”，农村信用社都会盈利。 主持人： 据我所了解到的情况，浙江、江苏，东南沿海一带，经济比较发达，地下金融也比较活跃，我不知道在您那个地区地下金融活动怎么样？ 施增荣： 应该说地下金融活动有两级，一块是最发达的地方，一块是最贫困的地方。最发达的地方有金融的支持，最贫困的地方却得不到金融的支持。在相对经济发达的昆明，还有一大部分民间资金在后面运作。 主持人： 大概占比多少？ 施增荣： 据我们私下了解要占在 15%。 主持人： 15%不算太大？ 施增荣： 应该说有这个数，这是据我们了解的。 主持人： 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有地下金融？是不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明，我们的正规金融服务还无法满足当地的金融需求？应该说地下金融往往和高利贷都是相关的，如果从正规金融一定能够得到服务的话，肯定不会去地下金融。 施增荣： 我们也在探讨这个问题，应该说从商业银行法和人民银行法、担保法出台以后，对整个金融运行，为了保证金融安全的角度，监管非常严格，这是一条。第二条，贷款的终身责任制。第三条，我们对企业考察方面，我也跑过美国、法国、荷兰，进行过调查，国外注重的是中小企业的发展前景，决定是否对它提供贷款。而我们现在注重的是倒闭之后怎么办，注重的是抵押担保，对整个发展前景考察得并不多。 这在全国金融都存在这种现象。这就产生什么问题呢？这个企业发展非常好，现在中小企业最难融资的问题是没有抵押物。那么按规定就贷不了。但他可以借高利贷，比如说利率高到 200%、300%的钱，也可以贷，贷了之后还能够赚钱。 主持人： 按照你们信贷员的判断和经验，认为贷了这笔款风险是很小的，而且是非常有利可图的。但是按条文规定是不能贷，其实你们也无奈，放弃掉了很多。 施增荣： 实际上我们也搞了很多创新，中小企业每次开会我都会参加，了解这个企业发展情况，是否遇到刚才说到融资难的问题？我们也作为专门的课题来研究，我们采取多种方式处理这个问题，他来这里发展，必须要租地，我们和村上、用地单位签协议，他来投资，贷款给他，如果他走了，贷款给村里。对市场前景好、经营理念比较新的，我们也发放一部分信用贷款给他。 主持人： 这块和条文有没有冲突的地方？ 施增荣： 也有冲突，原则上不能发放，信用贷款是取得几级评级的基础上才能发，那是做的非常好的企业才行，新来的企业没有这些。所以我们去年搞了为了加速农村经济和小企业的发展，我们把信用贷款的额度从原来的 5000一下提到5—10万，报我们当地银监部门同意，他们同意以后告之我们要控制风险。做一次整体的汇报，自己做控制风险。我们把流动资金创业贷款提高到5—10万，解决了不少商户的问题。 主持人： 拿到信用贷款的这批客户，应该是有长期关系？ 施增荣： 我们现在主要是在搞创业这一块。 主持人： 你怎么得到信用记录？ 施增荣： 我们通过创新方式，考察它的整个发展前景，它的管理模式是什么，第二要重点考察老总的水平，市场运作能力和他的理念是什么，基本上我们运作下来风险还不大。 主持人： 你这块实验做了多长时间？ 施增荣： 我们是从 2003年，2002年做了市场调查。 主持人： 在当时的状况下是不能做信用贷款，你这样做，肯定是有一定风险的。 施增荣： 对啊。 主持人： 肯定有政策风险。
施增荣： 还是有政策风险，我们还是先汇报，为什么要做呢？因为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地方，我们农村信用社的小额贷款应该说下的政策是一刀切，发达地区也是 5000，5000以下的是小额信用贷款，欠发达的也是5000，再贫困的也是5000。官渡区在昆明属于是发展比较迅速的，发放5000的贷款，基本上没人要。就像我举的例子，官渡区现在50万人，接近30万是农民，真正拥有土地的农民还不超过1万人呢。所以这块就不能以单纯的小额信用贷款。我们跟人家汇报的是，我们把小额信用贷款的模式嫁接到中小企业上，把额度提高，是一种模式。 主持人： 你那里农户比较少，更多的是中小企业。在这段实践的过程中，有没有数据能够对信用贷款有一个佐证的说明？放多少笔？违约比率有多高？ 施增荣： 农户贷款的数据可能不准备一点，大概 40多万，小企业贷款，加上农户住房的，可能在30万左右。 主持人： 这都是信用贷款？ 施增荣： 都是信用贷款。 主持人： 违约多少？ 施增荣： 基本没有违约的。要看性质是什么，为什么我说基本没有违约呢？从 2002年我们接手官渡合作信用社的时候，程序走得比较好，风险控制比较好，到现在为止基本上在我们审批出去的贷款，产生逾期都很少，这也是和我们客户有关系。我们从调查、检查、落实，我们现在重点考察的是企业发展的状况，而不是企业的第二还款来源。小的信用贷款不是风险最大的。 主持人：您认为 监管部门出于什么考虑对信用贷款做了限制，如果是放开的话，是不是容易产生道德风险？因为有没有抵押物，是一个客观标准，你说这个人的信用好不好，你打分和我打分、他打分都不一样，这是不是有道德风险？ 施增荣： 这要考察老板的个人素质和个人信用，这块我们考察得也很严格，就像我们对信用贷款的发放制，信贷员考察之后，速度非常快，作出判断交给信贷审批小组，然后交给信贷部门，然后还有一个整个贷款决策部门，通过四个关卡来分析判断。这实际上不单要考察企业老总的道德品质，比如说农村金融和商业金融产生的风险，大风险出现问题的，和我们银行经营管理有直接关系。就像你刚才说的道德风险。 主持人： 我指的道德风险更多指的是信贷员的风险。因为我没有客观标准来评价他的判断是否正确，因此他有可能以判断失误为由帮助企业骗取贷款。 施增荣： 实际上我们在这块提出来 “谁贷谁收谁负责”这样的理念，提出这种理念有什么好处呢？你正常来考察，如果这个老总确实各个方面都好，我们贷了，最后真的产生风险，就像刚才张小姐说的，它是道德风险、政策风险还是经营风险？如果确实是在他对市场判断各方面的前提下来产生的失误，对他可以不追究责任。如果是属于我们员工道德范围内，你说的道德风险出的贷款风险，我们就要对他追究责任。从这方面也能够对职工整个道德行为进行约束，有一个后续追究责任的问题。 主持人： 您觉得信用贷款最大的困难是什么？道德风险您觉得是有办法防范的，比如说谁贷谁负责，还有什么困难吗？ 施增荣： 实际上是有困难的，但通过这个制度可以防范一部分，但不能全面防范。如果确实大面积做，产生风险之后，监管部门对我们怎么办？我们做信用贷款还是有选择的，也就是说他一进来我们就考察它，还是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才能做。并不是什么时候来都可以做。你说外来的一个人，你到云南来投资，我需要考察一段时间，还需要一个过程。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困惑。我们想做，但又不敢做大，要在一个量的范围内考虑。 主持人： 实际上这还是一个信息的问题。 施增荣： 信息对称不对称的问题。 主持人： 对，如果你们在一个小的范围内，还可以了解，商户及家庭情况都可以了解，放在一个大的范围内，需要一个大的信用体系来支撑。 施增荣： 整个征信体系是不健全的。 主持人： 在小的范围内还没有大风险。 施增荣： 对。
主持人： 你们还是有一些数据分析。如果对监管部门提出期望的话，您觉得应该把信用权限放得更大吗？现在是不是还不够？ 施增荣： 中小企业 10—15万差不多了，因为中小企业一般最困难的时候是启动的时候，启动之后，正常了，就可以提供一部分抵押物。应该是先不能放大，我们可以搞一个不同的地区授信。监管部门对我们给出规定，比如说欠发达地区怎么样，可以适当提高一些，在发达地区也可以适当提高一些。 主持人： 可能要区别对待。 施增荣： 对，区别对待，不要一刀切。 主持人： 信用限额要根据不同经济发展地区要给不同的指标。 施增荣： 对。 主持人： 我还想跟您探讨一下村镇银行的问题，对于这个，银监会是做了六家试点，在全国各地都有，你是怎么看待这个村镇银行的？ 施增荣： 应该说从今年中央农业一号文件，还有今年金融工作会和 “两会”，都把农村改革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在一个比较重要的议题上来了。在这三个方面都占了很大的比例。现在农村经济要发展，我们农村金融怎么服务？应该从一个统计数字来说，我们只占整个金融资源的15%，但承担“三农”建设资金的90%的任务，这块我们远远不能满足农村经济的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号角已经吹响了，但它的整个资金缺口比我们的信用贷款量还大，单靠我们一家是不能满足的。工农中建在农村设立机构，实际上是把资金往外抽。原来的邮政储蓄也是这样做的。真正我们投入的是无法满足农村经济需要的。农村基于这个情况，可以适当放宽农村金融准入条件，要求成立资金“富足”组，这个是一种模式。第二种模式是设立乡镇银行。但是它这个我细细分析了，他成立起来，应该说对农村信用社是个威胁，要从两方面来说，因为这块阵地是我的，现在没有人进来。他来，对我是一个威胁，是一个竞争对手。但从长远来看，我们一家在那里，我一家独大，就不太好了，他们进来，能够提高竞争，提高我们的服务水平，我们的金融产品提供给老百姓，这对我们是有利的。从我们自身来看，又有人分一杯羹了。但从外部来讲，给我们竞争的压力。我不知道我的观点是对是错，应该说对村镇银行和“富足”组织有放大它的权限。因为这块是纯属的民间资本来组建的，互助组是民间资本组建的。还有村镇银行有一家银行控股的，比方说说我们或者工、农、中、建来搞的。这个搞起来，现在的限制条件非常严。银监会提出放松金融条件，严格监管，松准入、紧监管。这种显得对农村这块的作用可能不会大。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资本非常有限；第二，它的限制条件非常多，现在农村经济的发展，互助组的注册资本5万就可以了，农村银行是100万，单付贷款不能超过5%，也就是每一户农付贷款不能超过5万，超过5万都是违规。这个从金融风险角度来说，对银行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但是对经营来说就非常困难了。老百姓现在真正的否也稍微发达的地区，对这个5%就是35万这个贷款是满足不了他的，应该说只能适当地对我们现在的农村金融的一个补充，成立农村银行和贷款公司还有互助组。实际上真正农村资金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得到满足，我认为要发挥两个条件，第一，政策性银行必须发挥它的切实作用，政策性银行有开发功能、扶贫功能，还有其他功能，现在农村信用社很多资金用上去起到的是扶贫作用，不是促进作用，所以政策性银行应该把这方面功能发展起来，再加上贷款公司、贷款银行再追加资金，这是农村经济可以发展的。第三，财政和银行双管齐下，现在好象是财政叫的大，对农村这块发展支持的资金少。 主持人： 你觉得财政资金是无偿地给农村吗？ 施增荣： 财政资金保证是无偿的。因为农村现在最缺乏的是基础设施建设这块，基础资金解决了，其他的问题自然解决。云南属于西南边陲，山高水远，你要把路、电、通信各方面要解决了，脱贫会快很多。我们金融支持只是一个输血的功能，社会功能达不到。现在把社会功能附加给我们，这样就把银行的功能弱化了。 主持人： 现在政策性银行一部分功能你们也在做吗？ 施增荣： 实际上我们不做政策性银行，但我们变相地在承担责任。 主持人： 指的是什么？ 施增荣： 老百姓的基础设施，一些比较贫困地区的贷款是不符合金融角度上的支持条件的。还款来源等各方面都是有问题的，这方面应该是民政或财政来支持的。 主持人： 那你为什么要发呢？ 施增荣： 从定性上来说我们是股份合作制，实际上在中国注册的部门就找不到股份合作制这个概念。它的公司形式就是个体民营，还有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从我们这个角度来考虑，政府一直在要求我们必须满足农户的生活要求 ,变相地在承担这方面的功能。 主持人： 在这方面你们主要做的是什么样的贷款？ 施增荣： 小额农贷，它实际上是解决生活上的问题，而不是解决生产的问题。 主持人： 这个大概能占咱们贷款的多少？ 施增荣： 这个应该说在我们这儿并不多，因为现在比较贫困的县占到 10%左右，10%对我的利润增长影响是比较大的。 主持人： 这 10%应该基本上是无望收回了？ 施增荣： 这个是指单个的小额贷款，应该说是有比较明显的趋势，占整个小额贷款的 10%左右，而不是整个贷款量的10%。 主持人： 你的小额概念也是 5万—10万以下吗？ 施增荣： 应该是 5000以下的，其他地方5万以上是我们官渡的。我认为成立村镇银行和贷款公司，资金互助组，对我们来说，应该说从竞争来说是一个好处，但要真正发挥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支持农村经济建设，还是严重不足，它的范围应该很小。应该说有钱的人也算这个成本，我投入进去，我回收的是什么？政策性银行可以投，但商业银行，比如说中行、工行、建行上市以后，他要对股东负责。 主持人： 他会不会拿出一笔钱到你那儿？ 施增荣： 我想，很难。 主持人： 我在 “两会”期间，我听到刘明康在一个场合提到说，现在有渣打银行、花旗银行都准备到农村去设立机构。 施增荣： 有。比如说浙江农村联合银行，杭州农村银行，他就是把荷兰银行占地 500。我们也在分析这个问题，实际上现在外资银行看到的是什么？我们中国有潜在的市场，可能是三年、五年、十年。比如说渣打银行、花旗银行，投的资金在农村不多，只是铺垫以后，为十年、二十年农村经济发展的时候把这个市场站了。而我们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看到的是现实利润的增长。所以这跟我们的管理者还是有关系的。 主持人： 在现有的情况下，尽管放低了门槛，也给予了一些政策，但我们可以看到可以预期的时间内，除了要做长远的战略来布点，设局这样的银行以外，更多的商业机构可能不太会进入这个领域，也不太会对怎么这个合作社形成较大的冲击和竞争。 施增荣： 第一，他去农村是 “吸血”功能，把贷款吸走了。第二，他对农村确实不熟，了解程度不够。金融时报的记者问我，我们为什么能站得住农村，当时八路军为什么能打得顺，到处我们的老百姓都是我们的耳目，哪个企业在哪里投资，我们马上就知道。 主持人： 这毕竟是本土优势，有 50年的运作经验，也培养了一批这样的人才技术队伍。 施增荣： 在农村成立农村银行和贷款公司应该是一个好事儿，但预期的目的，我们近期达不到这个效果。因为投资者考虑效益的问题、盈利问题，各方面的问题。 主持人： 还有制度设计的问题。比如说每笔贷款最大的额度，按资本金来讲只有 5%。如果按100万算，就是5万以下。我觉得这个分析挺到位的。非常感谢施增荣先生给我们带来非常深入的分析和对现实政策的认识，谢谢您，欢迎您下次作客金融会客厅。 施增荣： 欢迎您到四季如春的昆明作客。 主持人： 谢谢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