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 间：2007.4.1 地 点：金融会客厅 主 题：农信社创新发展新方向 嘉 宾：珠海市农村信用联社理事长 郭惠东 主持人：中国金融网总编助理 钮键军 点评人：财经时报记者 崔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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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国金融网金融会客厅，我是主持人钮建军，坐在我身边的是珠海市农村信用联社理事长郭惠东先生，郭惠东先生你先自我介绍一下。 郭惠东：我是郭惠东，珠海市农村信用联社理事长、党委书记，向咱们中国金融网的各位朋友表示感谢，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让更多的社会公众、更多的朋友来了解珠海农信。 主持人：我这里准备了三个问题，不知道您能否一一回答。第一个问题，我从报道上看到您提到一个很有新颖的对农信社的发展方向，以前是支持“三农”，你提出的是“大三农”的概念，这个“大三农”怎么理解？
郭惠东：因为我感觉过去传统意义上提到“三农”这个问题，就提到农村、农业和农民。现在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样一个发展战略，我觉得中国的现代化确实是需要农村、农民的现代化，这跟过去意义上的支农，我觉得也是有所变化的。现在中国的农村在向什么样的方向发展？我觉得农村尽快地实现农村的城镇化建设，这是将来的必由之路。 中国的农民的城镇化，也是一个必然之路。从经济发达国家来看，他们的农业人口现在占总人口的比例都占的很低，这就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用比较小的农业人口贡献了更大的农业价值，来满足社会的需求。而我们中国现行的情况就是农业人口太多，所以我想作为我们农村信用社在党中央、国务院提出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发展战略之下，更应该不仅停留在过去的这种简单的支持“三农”的基础上，而是怎么样能够创造性地工作，去促进我们国家的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发展，更快地向现代化社会去发展。 农业向现代化过渡，提高他们的生产工作效率。而我们的农村怎么样加快农村的城镇化建设，使农民能够尽快地富裕起来，生活质量的水平也有所提高。我们的农业我觉得也是需要在我们现在这种情况下经过多年改革开放以后，联产承包责任制情况下的小农经济发展也应该尽快地向现代化大农业经济发展。我觉得农村信用社在支持“三农”方面确实还是很有可为。 像现在我们珠海所处的情况，处于城乡一体化程度比较高的地区，农民已经转换了角色，他已经变成了不是以过去的种植业、养殖业为主了，可能主业就变成了为一些工业园区做一些配套的服务，比如说做一些餐饮业或者其他服务行业，自己出售土地所得的收入建起一些厂房，宿舍 , 来出租给工业园区。 我觉得这是农村和农民的一种变革。如果我们还是停留在原来的观念上，农民要想尽快地富裕起来的话，可能还要走一个比较漫长的路。在这个变革的过程当中，我们农村信用社还可以做很多事情，不要把自己的工作单一地按照传统的形式停留在支持小“三农”上，而是尽快地促进农村的产业化建设、城镇化建设，使农民更快地富裕起来。 主持人：您具体是怎么做的呢？ 郭惠东：像珠海的情况，有一些政府规划的地方，他们现在在筹划的过程当中，我们一个就是配合政府制定的规划，去帮助对工业园区搞开发，整个的工业园区比如说“三通一平”，搞工业园区的开发，来创造引进招商引资的环境。 另外一方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支持周围的这些农民能够配合政府的措施，解决好工业园区的基础建设。在工业园区建好之后，我们现在跟当地工业园区配套的农村，我们跟村镇签订村镇之间的合作协议，就是珠海农信和村镇之间的合作协议，凡是在工业园区，当地的村镇政府以及农民他们要组织一些配套来建厂房，出租给企业，或者说新建一些商铺和工厂配套的宿舍，这些我们都尽力用资金去支持他们。因为农民拿一部分钱，村镇拿一部分钱，我们拿更多的钱，大家一起把它建起来。建起来以后，新的企业引进来，企业进来之后租用他的地方就有一个长期的租金收入，这块的租金收入，农民也得了，村镇也得了，我们的还款也有了保障。 主持人：相当于村镇和农民成立一个企业，咱们对这个企业进行支持？ 郭惠东：还不是一个企业，等于是我们和村镇签订一个协议，而村镇和农民再签一个协议，是这样一种形式。 主持人：你们对的是村镇？ 郭惠东：对，我们对的是村镇，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像我们珠海辖区过去有很多农业用地以种植用地，因为种植业的收入相对比的的，珠海有地理上的优势，它靠近海可以做水产养殖，可以围起滩涂来搞一些养殖。比如像海鲈鱼、虾等等，现在像这类的养殖，我们过去都是一家一户一人养一点，面积都不大，有什么问题抗风险也相对差一点。现在我们支持把产供销这个渠道打通，因为过去单一地去支持农民，农民要去买鱼苗或者买鱼饲料，单个来做这个事情相对就受制约，然后辛辛苦苦干一年，养殖好的东西卖了，销售商来压他的价，我们现在把这个渠道打通，第一是创造养殖的大户。
第二个就是通过支持养殖大户，我们又支持他的上游，做鱼苗的，卖鱼苗的、卖鱼饲料的，又支持下游，水产的销售商，把整个渠道打通以后，使整个环节的资金流转都在我们信用社来进行资金流转。这样农民在水产品一交售，资金很快到帐，销售商资金帐户也在我们这里，他们跟他们之间的结算也方便，跟他的上游就是卖鱼苗的，卖鱼饲料的也有这样的关系，通过这样一种形式帮助农民解决了整体的渠道。这个也是我们在支持大农业方面的一个措施或者说一个办法。 第三个，我们现在支持一部分农业的龙头企业，比如说在前两年我们支持一家挪威的水产品加工企业，这家加工企业他在当地去收购农民养殖的海鲈鱼然后进行加工，冰鲜，用干冰压起来之后，就运到挪威，运到北欧，在那边市场非常受欢迎。这样我们既解决他的养殖基地，又支持这家企业，这样就把这块问题都解决了。 这样一些龙头企业我们这几年支持了几家，很好带动了当地农民致富。 过去可能大家传统意义上的支农就是小额农户、小额农贷，比较单一，我们把支农如果仅仅还停留在一种小农经济的支持上，我觉得中国农民要富裕起来还是比较难的。所以在这方面，我们做了一些尝试，应该说还取得比较好的效果。 主持人：现在有一个问题，因为现在国家对农村金融包括“三农”问题都非常重视，比如这次金融工作会议的时候就提出农行要重新回到本位上支持“三农”问题，还有邮储现在的成立，这会对您今后的经营，比如市场份额的减少会不会造成一定负面的影响？ 郭惠东：这个会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是这样，第一，从珠海农信这几年，从我们自身情况来讲，我们还是创造了一支比较稳定的客户队伍。这些年我们跟农村的村镇、农民，包括我们这些年发放农村农民信用户，建设信用户、信用村这个工作，我们建立了一支相对比较稳定的农村客户队伍。 第二，在农村周边地区这几年新开发的工业区，前几年我们也是碰到一个机遇，工农中建这些银行当时都在忙着上市，搞一些内部的改造，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抓紧这个时机，凡是新开发的工业园区的新建企业和新进驻的企业，我们都是在第一时间先去跟他们接触，跟他们去了解。通过交流、通过接触，也是建立了一支比较稳定的客户队伍。 第三，我们珠海农信从 2001 年起，我们倡导对客户有这么一个原则，我们不把客户作为上帝，我们把客户作为自己的朋友，我们所有营销人员在跟客户交往的时候都秉承这么一个思想，当时我们提出来一个思路，我们做客户真正的朋友，我们希望跟客户做永远的朋友。 我们本着这样一个思想，客户跟客户的交往当中，我们现在交往过的这些客户，在我们这儿留作的基本客户队伍都很稳定，他们有一个感觉，到其他银行感觉到好象有点虚，他们说好象有时候说得很好，把我们当成上帝，但上帝看不见、摸不着，有时候我们真正去办事的时候，实际上他们是从上往下面来看我们的，那时候他们是上帝，我们不是上帝，是他们是上帝。他说在你们这儿感觉到是一种平等，朋友式的互相帮助的，只有真诚的朋友，困难的时候大家互相帮助，有成果的时候，大家分享这种喜悦，他们感觉到这种心灵的沟通，最后才能达到互赢，所以我们的客户队伍很稳定。 刚才主持人讲到农行重新打回来，会不会对我们造成竞争压力，压力肯定有，市场竞争本身也是体现了一种公平，但是对我们来讲，我们有一些比较稳定的客户队伍，而且这个客户队伍从这几年特别是最近五六年以来，通过我们跟客户的合作，大家都感觉到不愿意分开。这几年我们有一些基本客户，很多银行他们去找这个客户，这个客户说这个业务如果珠海农信社不做了，我们就到你们这儿来做，这个话不是他们来跟我讲，是其他银行的行长跟我说，你们这儿有什么绝招留住客户，客户都不找我们，说你们不做再跟我们做。我说其实也没什么，我们就是以真心换来真情。
主持人：还有一个问题，好象现在提出针对关于农村金融的问题，有的专家说农村金融之所以政策力度这么大，这么多年还是没有发展起来，发了多少次一号文件，有一个原因是制度上的贷款利率还是有一个限制的问题，如果能够放开利率的话，可能更好一点，不知道在你们发达的地区是否对利率的诉求更多一点，利率自由化会更多一点？ 郭惠东：关于这个问题，我换个角度来回答你的问题。我是觉得这个问题对农村信用社的发展来讲，关键不在于利率，利率的放开对它有没有帮助？有，而不是在贷款利率，而在于存款利率，这是有一定的影响，但是我觉得不是重要的。 对农村信用社来讲，我感觉到要它的发展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呢？是国家要切切实实地给予一定的扶持政策，因为我们现在强调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也好，在支持“三农”也好，中央的一号文件也好，还是其他有关的部门都是有一个提法，叫农村信用社是支持“三农”的主力军，金融的主力军，是党和政府联系农民的纽带。这个提法非常好，但是怎么体现这种纽带，怎么体现这个主力军的作用呢？我觉得在实际上还欠缺一些政策上的扶持。 比如说美国也有农村信用社，美国农村信用社的营业税和所得税是全免的，为什么呢？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问题？我感觉到就是在美国这样发达的国家，农业相对于工业，它也还是一个弱势群体，农业的附加值再创造也不可能创造出像计算机芯片那样的价值，比如说小麦再种还是小麦，质量再高再改良它还是小麦而已。说明了农业所产生的附加价值是不可能在短期之内有巨大提高的。 反过来说农民的收入不可能呈几何指数的增长，因此农村信用社要去支持农民这样一个弱势群体，必定他的偿债的能力是有限的，不可能我们今天搞 IT 行业，明天上纳斯达克上市了，一搞翻几百倍，农民不可能做到。正因为这样一种情况，说明了农村信用社在支持农业方面，它只能是低收益，如果你把贷款利率无限地提高，势必加重了农民的负担，也加大了贷款的风险。 所以，为什么刚才我说换一个角度来说，这实际上不是解决农村信用社根本的问题，而农村信用社既然担负着国家要支持农业、支持农村、支持农民的这样一种政策性的任务，但是没有政策性的扶持。比如说，工农中建四家大银行，国家在剥离它的不良资产方面已经做了两次大的动作，现在马上面临农业银行上市，又牵扯到国家要拿钱出来，这种钱有什么条件吗？没什么条件。原因是什么？因为工农中建是国有股份制银行，尽管在上市之后，变成一种公众公司，但是它最大的股东仍然是国家。所以说，在支持方面实际国家已经倾注了很多的政策给它，而农村信用社呢？我觉得国家应该给予更多的政策扶持。 比如我们这次农村信用社的改革，中央提出来拿一部分扶持资金帮助解决农村信用社的历史包袱，而现在人民银行也是为了更好地促进农村信用社的改革，设定了若干个标准，这些标准就现在来说，我自己的看法，标准是好的，主观的想法也是好的，但是这种标准和农村信用社的现实差距太大。 以这样一种标准来兑付票据，变成有可能全国大多数的农村信用社都无法兑付票据。这样一种情况下，我觉得可能和我们党中央国务院当初提出来农村信用社改革的初衷可能有所不相符。因为只有大多数的农村信用社能够得到中央的政策扶持，能够解决历史包袱，才能便于它轻装上阵，更好地去为“三农”服务。如果让大多数都不行，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大多数农民现在还是得到农信社资金的支持，因为最后他自己包袱都甩不掉，怎么解决。所以，农村信用社要从几个层面来解决，我们国家的农村信用社的改革，我觉得从当初中央国务院制定改革的政策，因为在中国这样一种情况下，可以说谁都没有经验，只能说这是一个在当时的情况下所能拿出来的最好的办法。但是随着实践的发展，很多问题需要及时做出调整，如果我们还拿几年之前制定的标准来衡量今天的事情，农村信用社改革当中很多问题就没有办法解决。
所以说农村信用社的改革以及它今后的发展，我觉得是我们要求它向一个现代金融企业的方向去发展，但是国家一定要给予相应的扶持政策，比如说税收、央行票据对付的有关条件，以及我们今后对农村信用社整个组织形式在组织架构上，是不是按照一种现代化商业银行的要求去要求它，打比方说，我们现在农村信用社在这次改革的时候，在股本金要求上提出了很多设置要求，比如说个人股东不能超过 5 ‰，法人股东不能超过 5% ，这样的条件限定，必然造成了农村信用社的股东非常分散，股东很多，股本金很分散。这样一种形式造成了什么后果呢？就是每一个股东因为自己所出的资金都不多，所以跟他本身切身利益的结合都不会很紧密，这样他在参加决策层，比如说股东大会或者参加理事会他在里面对于农村信用社今后的发展做决策的时候，这种关心度就大大降低。 主持人：没有这种激励。 郭惠东：因为他不是大股东，也不是关系到他切身利益。打个比方说，比如像民生银行，我就有一个感受，民生银行都是一些民营企业作为大股东进来，比如说新希望的刘永好，他在民生占有这样的股份，在股东大会把他从董事局选出去之后，他心里面是非常不平衡的，所以他想尽一切办法又重回董事局。为什么？因为关系到他所出资的利益，而我们农村信用社因为股东太分散，大家所拿的钱都是一点点，他没有这种迫切的心里感觉到农村信用社就是我的，所以它的改革、它的发展、它的决策都关系到我，他没有这种迫切的心里。这样就带来一个影响，我们所谓的决策层和经营管理层在这个层面上怎么样能够很好地体现出资人和管理者之间的制约，我觉得确实好好深思这个问题。 主持人：我听您的话里面好象要进行一些改造，今后要改成银行性的，而不是单纯的合作联社？ 郭惠东：从我们国家农村信用社的改革，已经有的地方已经变成这种情况，像北京，叫农村商业银行，但是这个组织架构，名字是有了商业银行的名字，但是这种情况是不是跟民生银行一样，是这样一种形式，我觉得这里面应该说还需要认真去思考，因为任何事情都在发展。正因为农村信用社整体的改革，过去大家都没有经验，可能不断地碰到新问题，特别是我们的决策层，包括银监会、人民银行，还有国务院制定政策的这些领导们，都应该不断地去研究这些新的问题，对这些新的问题提出对策，对我们过去所提出来的整体的改革方案可能经常需要做一些微调，如果不做这种微调，那就变成几年之前我们想的一个不成熟的方案，一直要制约今后的发展，结果将必然会带来很多问题。 主持人：您是不是有想把珠海农村信用联社有一个股份制改造的想法？因为我看到有一些报道目前有一些人，好象外部的企业要入股到您那里，不知道这个消息是否属实？ 郭惠东：我也很希望有这样的发展。但是这个情况就我自己来看，因为我们国家比较大，东南西北的情况都有差异，所以我觉得任何事情应该是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地去解决这个问题。比如像珠海，我们所在的地方，因为它是一个城乡一体化程度比较高的一个地区，另外又临近港澳，贴近国际社会也相对比较近。 再加上它原来是我们国家改革开放最初的特区之一，又有地方的立法权，综合这些优势，农村尽快地向城镇的变化是非常快的，可能我们对深圳的情况了解比较多一点，因为深圳这些年报道也比较多，深圳是在前年就已经把所有的村都改为了居委会，所有的镇都改为了街道办，就是说深圳过去所有的农村现在全部都城市化了，它现在没有农民了，全部都是深圳市的居民。珠海现在这种发展，今后很快会步上深圳这样一种路 . 根据这样一种情况，你说我们作为一种把它股份制改造以后变成一种商业银行，我觉得是完全可行的。但是像我们国家中西部地区、农业集中的地区，不要说到大西北了，就是在广东的粤西粤北以农业成份为主的地区，可能也不能这样走，要这样走了之后，支农的任务谁去支呢，因为大股东进来了，他毕竟是盈利为主。这种情况我自己感觉应该是因地制宜，实事求是来解决这样一种改造。 主持人：有消息说，当地企业想入股到联社，是否有这个消息？ 郭惠东：有这种意愿和想法，但是现在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因为我们进行这个工作毕竟还是要在国家和银监会所规定的政策范围之内来行使，现在这种情况下，农村信用社目前还不具备现在所给予的条件。 主持人：但是现在我注意到也是同样的报道里说，这些企业想入股到咱们联社里，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想获得稳定的贷款来源。但是这个就牵扯到一个所谓银行最担心的关联贷款的问题，这很容易造成呆坏帐，因为是股东，因为在珠海这个地区发展，真正向银行转变，去掉农村二字，变成一个真正的城市银行，不是非常遥远的事情，你现在有没有心里上的预案，比如有一个成熟的方案来禁止杜绝这种关联贷款出现？ 郭惠东：我们目前对股东的贷款，我们现在给予承诺有这么几个方面，一，在贷款申请上，我们可以优先考虑；二，在贷款的利率上，可以给予适当的优惠，但是像刚才你说的我入股希望获得更多的贷款，这个我们现在还都没有这种情况，不论是现在在我们那儿入股的大股东也好、小股东也好，他们的贷款我们都是严格按照贷款程序，而且他的股权证在我那儿不能作押。 我们在贷款风险上，包括 2005 年重新增资扩股，对新的股东进来之后，到目前为止我们所有的股东贷款的不良率是非常非常低的。我们从 2002 年开始到现在超过五年时间了，我们总体的新增贷款的不良率大概在 5 ‰左右，这在珠海同业里面我们是最低的。 而且我们发放贷款也都是以短期贷款为主，中长期贷款很少。所以风险反映是比较实在的，不像中长期的，可能问题会拖后，我们大部分都是一年期的短期贷款。这里面也包含了对股东的贷款的控制，所以在风险控制上，我们把握还是严格地按照贷款程序走。可能刚才你讲的这个问题，有些股东有些不理解，说我在你这儿入股了，甚至我在你这儿入股了入了一千万多，我贷几百万还要抵押，股东会有埋怨。 这个问题我们会跟股东反复讲解这个情况，这样的情况、这样的风险把控，实际上也是对你负责，因为你也是我的股东，如果我们个个做都出了问题，将来都损害了股东们的利益。这样做完以后，绝大多数股东也都很理解。 主持人：您今年对珠海联社的发展期望是什么？您希望在年底珠海联社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呢？比如在指标上，比如现在设定一个目标，比如到什么时间实现？ 郭惠东：在今年年初我们就做了一个方案，我们希望到今年年末存款目标突破 90 亿，年末贷款目标争取达到 50 亿。当年的利润，就是税后的净利润我们争取突破 9000 万，实现这样一个目标，可能要整体地从经营、管理方面都有些其他的措施。 这些措施我们在今年元月初就组织全辖中层以上的干部开了两天的务虚会，讨论怎么去落实，开始大家都觉得压力非常大，因为我们珠海农信是 2005 年才刚刚扭亏为盈， 2006 年我们利润达到了税后 4500 多万的利润，今年目标是翻一倍，大家觉得压力非常大。再加上刚才你讲的，好多银行现在倒回头来，可能来跟我们抢占过去的传统阵地，竞争又增大了，指标压力又这么大。但是我们经过反复讨论，从各个环节来讨论，为什么提这样一个指标？这个指标的可行度在哪儿？是不是具有可操作性？经过大家反复讨论，觉得作为领导层，特别是我提出来这样一个目标，确实有依据，压力是有，但是没有压力就没有动力。 我们怎么样努力达到这样一个目标，不但是对股东负责，对股东有更好的回报，也是对我们负责，我们珠海农信在 2000 年的时候提出来尽快地把自己打造成一个现代化的、有活力的商业银行，朝这个目标怎么去努力呢？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成长性，我们怎么消化历史包袱，单靠中央的政策吗？正像党中央国务院包括银监会所讲的，农村信用社改革的主体就是农村信用社本身，所以我们作为主体如果自己不发展那是不行的。 第二，为什么我们有很大的压力？自己给自己增加的压力，实际上省联社还没有给我们下达任务。他下达的任务指标可能还低于我们的指标，为什么我们给自己定这么比较高的指标来给自己增加压力呢？因为不发展很难解决历史留下来的问题，所以我们想还是牢牢抓住改革和发展这两大主题，用改革来促进发展，在发展当中解决历史的问题。所以，我想今年我们通过大家的努力，到年末，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还是比较有信心的能够完成这样一个指标。 主持人：本次访谈到此结束，谢谢郭理事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