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 间:2007年4月2日
地 点:金融会客厅
主 题:中国农村金融的门槛放开得还不够
嘉 宾: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 茅于轼
主持人:中国金融网 总编助理 钮键军
点评人:中国金融网高级编辑 赵云彪 |
主持人: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金融会客厅。坐在我身边的是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同时也是农村金融的身体力行者,茅于轼,欢迎茅老。
我们今天主要谈的是关于农村金融的问题,首先我想了解一下您刚才谈到的目前农村的问题,早些时候,金融好像起了一个负面的作用,它不是一个促进作用,对于这个问题,您能否再解释一下?
茅于轼:我刚才谈的是金融和收入分配的关系,特别是农村的问题,我的看法是我国收入分配主要差距来源于城乡收入的差距,而不是由于机会的不平等。
相反,机会越来越平等,也是因为机会越来越多,产生了比较大的收入差距,从农村金融来看,对农村收入起着什么作用呢?我觉得起到帮倒忙的作用,起着负面作用。
也就是说,农村的储蓄不能留在农村用,而是把农村的储蓄都调动到大项目,比如说三峡、机场、高速公路。这些东西农民很少能够享受到。因而就起了一个反作用,没有帮助农民增加收入,而是减少了他们本来应该有的储蓄变成投资的机会。
主持人:是不是可以这么说,本来是他们的“血”,反而把他们的“血”抽走了,挪做他用?
茅于轼:没错,可以说这个观点并不是新观点,近两三年,越来越多的人看到这个问题,提出很多补救的办法。但从现在来看,还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农村金融的服务还很差劲。
主持人:包括此前中央金融工作会议,说农行要回归到“三农”,要回到农村,包括此前邮储银行的设立也是要在农村发展,您认为这样做会不会缓解目前恶劣的状况?
茅于轼:中央最近出台了好几个新办法,就是降低金融农村的门槛,我觉得都是朝着正确的方向在走。但是我感觉到还是放得不够。特别是对于私人资本进农村,还有相当大的限制。单个投资人不能超过 10%,各投资者之间不能有关联。
这样一来,只有商业银行才能作为大股东。然而商业银行的数量很少,这样的放开,虽然是走了一步,但还没有完全解决问题。
主持人:我认识一些农村信用社的人士,他们觉得现在对“三农”的支持还不是那么实在,所得税、营业税是不是还应该减免一些,您认为是不是应该这样?
茅于轼:现在农业税全部免掉了,但对农村很多其他非农活动的税还是没有减,我刚才也谈到这个观点,全世界所有的国家都没有例外,所有的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都发生农民收入滞后的问题。
参与到工业化过程的这些人,他们的收入增长快,农民的收入增长慢,因此就产生了个差距,这个差距对社会的稳定发展不利,所以说这些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都采用了用政府的钱帮助农民补贴或减免税的措施,而且这一直保留到现在。
现在农民差不多已经完成了工业化的过程,但是补贴还在继续,仍然拿不掉,这是历史原因造成的,并不是现在农民太穷了。我们政府解放之后的几十年对农民增收问题一直不重视,虽然现在认识到了,开始取消农业税,走上了正规道路,但对于帮助农民进城方面的力度还是很不够。
主持人:我们知道您自己是一个农村金融的身体力行者,您自己开办了一个小额信贷试点,这个试点的状况怎么样?
茅于轼:我们从 1993年办到现在,从几百块钱扩大到134万,服务的人口从几百人增加到现在的三千多人,在这么长的时间做成这样的水平,其实是很不理想的。原因并不是没有钱,我们能弄到很多钱,然而我们到现在却没有一个合法地位,不能正式注册,也没有银行帐号,连个图章都没有,是很不正规的运行方式,要让它正规起来,首先要有一个合法身份。
我们的小额贷款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纯粹由私人办的公益性小额贷款。据我所知,这在国内可能是唯一的一个。第二,我们吸收存款,如果不吸收存款,不会有那么多钱。因为其他的钱都是大家捐的,不到 40万,其他90万是各方面存进来的。我在城里的亲戚朋友,他们把钱借给我放在那里用,现在当地的老百姓也存了不少钱进来。严格来说,这是不合法的。
主持人:非法集资?
茅于轼:对。但我相信这个不合法不是我做得不对,而是法律不对,应该修改一下这个法律,我们改革就是在冲破不合理的法规,连《宪法》都改了很多遍了。所以我希望法律尽快修改,让金融有更大的活力,当然金融风险还是要防范的。
你想,一个拥有几百万、或者几千万的金融机构,能出什么大事?出不了太大的事。而且,如果你有好的权力结构,老板自己就能一目了然,应该是安全的。我们看到外国的银行,大部分都是私人在办,这些小银行不会出大事,相反,出事的往往都是些大银行,这才是危险的。
主持人:那您认为利率的问题是否在农村一直没有发展起来,因为中国有利率管制,或者请您谈一下在您这个试点,利率是如何执行的?
茅于轼:我吸收的存款利率本来是 6%,现在是3%。放款利率本来是12%,现在是18%。原来的6%和12%根本维持不了运营成本,我们要不断贴钱,这当然是不可持续的,所以我们改变了利率。
我们希望把社会公益做成可持续性的,而且按照全世界小额贷款的经验, 12%的利息太低了。现在虽然提到18%,但相对来讲还是比较低的,比如在孟加拉就是20%。
大家想,这么高的利率,我还去放宽,一定会有很多钱进来。其实,相反, 18%也照样没钱进来,什么原因呢?因为存储非常高,你赚不了钱。如果放款利率是30%,那应该是能赚钱的。
其实, 18%,你如果做得好,是可以略有盈余的,因为小额贷款,做了十几年,现在的预期款,也不能说是坏帐,大概是4%,说不定哪天他又来还了,如果这4%不能收回,那就是4%的成本,我还有3%的资金成本要付给存款人,加上现在的7%,我们的管理成本、人员工资,计算机、电费、通讯加起来也要达到6%、7%。
剩下就没有几个百分点了,而且非常麻烦,因为一笔贷款才几千块钱,而其它金融机构做一笔贷款是 100万,它做一笔款,我要做1000笔,所以很麻烦。因此,具有扶贫精神,不怕麻烦,也不想多赚钱,只要能维持下去就可以,只有这样想,才能把小额贷款做下去。
主持人:那您认为农民的信用是怎么样的?真的是像外界想象的那样很不讲信用吗?还是像有些人说的,“我贷出100万,完全能够收回100万”,农民的信用又该怎么来控制呢?
茅于轼:我不同意说农民的信用有什么特点,农民的信用和一般人的信用是一样的。还款的保障就看你的管理。什么意思呢?农民有很多花钱的需求,购物、孩子上学、欠债要还等等,各式各样的钱都要花。
这样就要看他还小额贷款的优先度,如果放在第一,那肯定要还。如果放在第二、第三,你要怎样去管理等等。还钱的时候,你不断地催他,他还是能够还的。过去我们管理不好,总结经验以后,我们把逾期款比例降到了 4%。
主持人:逾期款不代表坏帐?
茅于轼:对。虽然我弄了十几年了,可是到底有多少坏帐,我还是看不太清,但是我有把握,不会超过5%。我估计大概3%是很可能的。
主持人:你现在的贷款余额是多少?
茅于轼:贷款余额 130万。我要说明一点,我们不开会,也没有一个礼拜要还几次钱,我们的资金是高质量的资金,大家知道钱的质量是不一样的,我今天要钱,明天就要拿到,这是高质量的资金。
同样,我哪天还都可以,这也是高质量的资金。如果你给他很多限制,结果他拿到资金之后违规还款,这样他用钱是很不舒服的。
主持人:他不爱用?
茅于轼:对,他不爱用这个。我现在给的小额贷款,虽然是 18%的利息,但我是高质量的资金,你要钱马上就可以拿到,而且不会叫你来开会,规定你每个月还款时间。到一年到时候你自动还款,这样质量很高。
这些事,我们过去讲小额贷款的时候,注意得不够,我们没有设身处地地为农民想他的钱是怎么个花法?也没有想过他需要灵活地来用这个资金,还是需要高质量的资金?
主持人:那您现在贷款给农民是跟他签一份贷款协议,还是借款协议?
茅于轼:这有什么区别吗?
主持人:我觉得是否有法律保护?
茅于轼:我们没有什么法律保护,如果他不还,不还就拉倒了。
主持人:你不会再找他的麻烦了吗?比如说他借了钱不还?
茅于轼:我们不会到法院起诉他,更不会强制执行,没有那些事。因为做小额贷款,做到这样的地步,可能就要失败了。有没有这样的情况?有,很明显,他还不了。
有一个例子,他借了钱,结果他本人出车祸死了,我们就注销了。有的借了钱,他的钱被偷了,被骗了,这时候怎么办呢?这时候我们就把它挂起来。还有本人生病,借了钱,劳动力却没有了,那也只能挂起来了。挂起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能注销。因为注销很危险。大家都会学,他能注销,我也注销。实际上我心里很明白,这钱还不了了。
当然也不能绝对,因为农村的情况在不断改善,农民的收入在不断上升。如果你以十年的眼光来看,现在也许还不了,说不定十年后他能还。有很多是上学借的款,十年后孩子大了,就业了,钱就能还。
同时经济在上升,农民收入在提高。现在看起来还不了,过了八年、十年,他就能还了。所以要从长远眼光看,从扶贫的眼光出发,确实能够帮助他,这就达到目的了。
主持人:您在选贷款对象时有没有什么限制?比如他生病的,或者家属有病的,拿这钱目的就是给家属治病,对于这个现象,您有没有限制?
茅于轼:这个问题很重要,就是怎么审查放贷,这个家庭很困难,家里有人生病了,马上要用钱,你怎么办?过去我们到 2002年为止,差不多十年的时间,基本上是优先照顾生病的,第二照顾上学的,第三照顾生产用钱。那时候没有持续运行的想法,就是为了扶贫,帮助农民。
到了 2002年以后,我感觉这个做法不行,维持不了,就要改。只有能还起款的人,才能贷。那么对特别困难的人怎么办呢?我找了另外一部分钱做困难救济。
主持人:是无偿的吗?
茅于轼:无偿给的。两个同时运行,小额贷款和救济款,救济款是专门给没有劳动力的困难家庭,我们已经做了三年。大部分的救济款给了什么人呢?我们给了农村的孤寡人群,凡是有一些病的,总会慢慢变好的,所以能够还款。
主持人:比如说我这个人现在生病了,是不是就得不到贷款了?
茅于轼:那你只能得到救济。我们一年救济两次,春天一次,秋天一次。必须在那个时候救助。这方面还存在很大的问题,农民真的有病怎么办?这暂时还无法解决。
主持人:像您刚才说到资金来源的时候,我们很关心,您所筹集到的资金,会不会某一天把这笔钱不借给你茅老用了,或者说这笔来源是否稳定?
茅于轼:我的来源有我亲戚朋友的,有当地农民的,开始的时候当地的农民不存钱,都是我从城市里拿来的钱。从 2002年开始,慢慢有人存钱进来,但不多。
现在,当地农民存钱就比较多。我怕当地存钱存多了之后出问题,比如说发生挤兑。有个谣言,资不抵债,大家都来挤兑。所以我就拒绝更多的人存款。现在不是说缺乏钱,相反是我现在不敢吸收更多的钱。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农村金融的问题,不光有借款问题,还有存款的问题,另外就是汇兑的问题,现在也非常大,因为很多农民在外面打工,他们有汇兑的需求,有汇进来、也有汇出去的需求,各式各样的需求太复杂。
主持人:您是否认为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资金的问题,而是法律问题?
茅于轼:对。没有合法的地位。
主持人:您有没有向上级反映给出合法的待遇?
茅于轼:其实我们的情况,中央的几个管理部门都知道。因为银监会副主席亲自到那个地方看,不但看,还掏了 1500块钱捐给我们的基金。跟他一起去的那些人也都出了钱,有的出100,有的出200。我们那次拿到了15000块钱,都是大家捐的。
他们已经知道了这件事,也在思考怎么能够给我一个试点的机会。我当然更希望能够变成一个模式,大家都按这个模式来投入资金,既能扶贫又能赚钱,那才是最好的。
主持人:那您认为利润会是多少?农村金融的利润会有多高?
茅于轼:如果拿我们目前的状况来看,可能只有 3%、10%,因为我们没有计算机。另外,还有培训费用,这些钱都不在我们的成本之内。
怎么才能够赚钱呢?有一个办法能够赚钱,就是假定我有 100万,我拿100万做抵押,到银行借出500万,那我的运作钱就不是100万,就是500万了,3%就变成了15%的利润率了。能不能一块借五块呢?我觉得应该没有问题,因为我的坏帐不到4%,一块借二十块都是安全的,那么借一个五块钱会有什么不安全的呢?
这个问题大家一直在讨论。有一个批发行业,事实上大家都知道我们国家的存款特别多,银行非常迫切需要把钱贷出去,贷三千、五千的太麻烦,他贷给我,我拿 100万,借他500万,他不会感觉有什么安全问题,可是他的存款有了出路,而且对我来讲,这也扩大了我的利润。
我觉得这条路要能走通的话,帮助小额贷款,各方面都有好处。我们知道国际上有一些小额贷款的利润率 30%,就是批发贷款。从大银行批发贷款出来。
主持人:那您是否做过这方面的尝试呢?
茅于轼:现在还谈不上。因为没有合法身份,借款怎么借?借给谁?比如说统战部要给我5万块钱,后来没办法,因为图章还没有,又退回去了。
主持人:您觉得在政策上,最迫切的需求,第一个政策是什么?
茅于轼:要给私人资本百分之百的自主权,银监会就管监督,这句话当然说起来容易,干起来不容易。你怎么监督啊,成千上万户的贷款,银监会怎么监督。这还要靠中介组织。这个中介组织也要是民营的。
就像审计公司一样,他监督这些,如果是私人资本进来的话,你想想,误区在什么地方?只有少数几个环节出问题,你把那几个环节监督住了就行了,其他的事儿根本不用管。不像大银行、大的保险公司,要出就出大事,私人银行出不了多大的事。
主持人:因为都是自己的钱?
茅于轼:对。
主持人:您有没有想法在其他地方办试点,或者说您觉得累了。
茅于轼:在很多地方小额的款很发达,当然不是为了扶贫,是为了盈利,他们做的也很好。也做了很多年了,也很赚钱,但没有合法身份。所以他们不断找我,怎么让他们合法。我希望有一套正规的登记办法,不是审批,是登记,只要符合他的规定就能够合法。那么对中国农村金融会有很大的促进。
主持人:您不想自己再去做?
茅于轼:小额贷款我慢慢移交给年轻人了,因为我也照顾不过来。我们现在已经发展了另外一个点,就是山西永济,我们投了200万做小额贷款,今年年底准备再翻一番、翻两番,达到五六百万。现在钱不是太大问题,制度、人员才是问题,人员问题尤其关键。
主持人:这些人员都是您在当地招聘,还是从外面招?
茅于轼:小额贷款必须是当地的,但监督人员是外地的。
主持人:谢谢您,预祝您能够早日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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