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 间：2007年4月2日 地 点：金融会客厅 主 题：农村金融在浙江瑞安的具体实践典范 嘉 宾：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政府 陈林副市长 主持人：中国金融网 总编助理 钮键军 点评人：中国金融网高级编辑 赵云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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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国金融网金融会客厅，坐在我身旁的嘉宾是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政府陈林副市长，我们今天谈话的主题是农村金融问题以及在瑞安的实践。 刚才陈市长在会上讲到农民信用的问题，而在此前我采访茅老的时候，他说农民信用和其他人的信用是没有区别的。 陈林：甚至农民更有信用。 主持人：茅老是这样认为的。
陈林：我的观点可能比他的观点更极端一些。瑞安是一个县级市，我们的金融发展相对比中西部和内地的地区相当不错，瑞安银行业整体不良资产比例一直控制在 1% 以内，甚至只有百分之零点几，可以说处于世界前列水平。但我们也不能以取得这些成绩而沾沾自喜，虽然很多上级部门和银行监管当局对我们的工作都很肯定，但我们自己来看，结构上还是有问题的。比如说金融的覆盖面，我们也只覆盖到农村当中的中上层。对于农村的中下层农户，他们也是被隔绝在这个金融体系之外的。在瑞安有这样一个文化环境，民间的借贷比较活跃。但我们的正规金融体系对农村中下层用户无所作为，我们也希望能够尽早有所改变。回到我们今天理论上的认识，农民真的是没有信用吗？或者说农村的中下层农民没有信用吗？确切地说是我们现有的银行体系对他们的信用无法掌握，我们无法掌握他们的信用信息，因为信用信息并不对称。 我刚才在演讲中说，到底农村和城市有什么区别？并不是简单说，农村搞农业，城市搞工业，工业和农业有什么区别？工业不可以吃，农业可以吃，如果用这个标准，界限是乱的，因为农业也有东西是不能吃的，工业好多东西也是可以吃的。如果农村和城市用穷和富，有文化、没文化来区分，那更不合适。我觉得从社会学角度来讲，城市宏观上更集中，微观上更分散。宏观上更集中就是高楼大厦，几十万几百万人口集聚，微观上更分散就是左邻右舍，上下楼层，隔壁街坊，往往谁也不认识谁，你不认识他，你不了解他，你不知道这个人的品行、信用怎么样。而在农村，宏观上是分散的，微观上很集中。宏观上讲，一个村跟另外一个村，一个镇跟另外一个镇相距几里地、几十里地，微观来讲，一个村里面，男女老少、左邻右舍，从小到大，他是一个熟人的身份，相互之间知根知底，是很了解的。就是说，在农村这个熟人社会的有效半径内信息比较对称，信用是很好的，但超过这个半径就不是很好了。 城市的信用体系是纵向的，我们了解你这个人，了解你这个企业，通过房产局、土地局、工商、税务查你的资料，通过你的银行查你的记录，甚至通过所在单位查你的工资单，这都是纵向的。基本上通过这几道纵向，大致能够把握。对农民来说，这几个手段是无效的。农民的信用体系是横向的，左邻右舍、亲朋好友、同村同乡的熟人社会。现在金融体系改革思路越来越貌似现代、国际化的东西，实际上只适合城市社会，工商社会，而且是大中城市、发达的工商社会。事实上，即便是在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有分散的农村，也有不那么商业化的城市区域，是合作制，利用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通过熟人关系降低了管理成本，提高了信用。合作制当然包括销售、技术，也包括信用领域的合作。所以国外有的地方叫信用合作社，有的叫农村合作银行，名字似乎和我们一样，但他们是以合作制一层层组织起来。所以农业、农村、农民，天然要倾向合作制，合作经营。有的人讲了，在农村合作社、信用社搞不好，信用社其实根本没有按合作制做。在公司法颁布之前，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成熟的公司。我们在法律上、体制上很长时期就没有为合作制提供一个顺畅的发展空间。包括茅于轼老先生搞的试点，所有人都知道他做好事儿，他自己都说是在“违法”，到底是他在“违法”，还是法本身就存在问题？今后都可能明朗起来。 主持人：但有人说股份制可能更适合农村金融，如果合作制的话，那是按人来进行表决的，比如说一人一票。股份制是我出钱多，那我在乎我的利益，我要保持我的利益，可能更能保持我的利润最大化的问题。 陈林：合作制、股份制的问题，在这里可能没有充分的时间展开论述了。它们是两种不同的经济组织形式，也不存在姓“资”姓“社”的问题，在一般意义上也不存在谁优谁劣的问题。其实在一个现代市场经济里，主流的经济组织形式很多都是股份制公司，但是凡是成功的国家，哪怕是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它的农业、农村、农民是按照合作制组织起来的，包括我们早期的社会主义者，包括后来我党执政以后，搞的那些合作化，虽然后来变成了集体化，走偏了，但就本意还是开展农民合作，因为这里建立在农民相互比较平等互助，经济上能够互助自足，这不仅是经济的规律，也可以说是社会的理想和政治的追求。这件事情不容易做，但是恰恰需要政府支持。 我第二个要讲的问题，合作金融在整个农村合作中的地位，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农村金融和农村组织化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因此，是同一个问题，但学术界把这两个问题分开考虑，在实际工作当中不同的部门在分管，这个事情就搞不好。 我的另外一个文章的题目《缺乏金融合作，农村合作就是无源之水》。因为农村合作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内容也是多样多种的，农业生产资料、专业技术、销售、加工等方面，但没有一个金融的纽带，无法整合这个合作。就如同我们说金融是经济的核心，实际上合作金融也是合作经济的核心。没有这样一个合作经济和合作金融有效结合的东西，两者都搞不好，这是中国过去多少年的教训。 发展合作制、合作经济在国际上有两种模式，欧美国家的模式是走专业化路线，为什么他能够专业化？他的农民其实是农场主或者是农民资本家，一个农场的经营规模是几百亩、上千亩土地以上，规模化很高就专业化很高，农民自愿搞专业化合作，越是专业化，越是在专业问题上取得集中共识，因为规模很大，专业性就很强。包括信用社，一般是独立的，欧洲和美国的信用社，一般是自成体系，另外又有有小麦协会、葡萄协会。东亚就不一样，东亚相当于我们供销合作、信用合作都在一个体系里。不仅日本如此，韩国如此，我国台湾地区也如此。
主持人：您是说区域性的，而不是行业性的。 陈林：对。这是为什么呢？很多学者都认识到了，东亚的社会基础是小农社会，欧美是大农，是农业资本家，东亚才是真正的农民，一个农户几亩地，本身就不专业，规模化程度不高，专业化自然不高。又种水稻，又种杂粮，又养鸡、又养猪，还搞点副业，农闲时打打工。你让他们分头去组织和参加养鸡养猪的专业合作，根本就搞不起来，为什么呢？他就养了几只鸡，他就去参加几十个、几百个人的专业合作，他根本开会都不愿意去，开半天的会，还不如在家喂点鸡食呢，对这个有一个考虑。所以，在东亚小农社会，他就必然要求是一个综合化合作，把各种专业合作，包括信用合作，综合在一个体系，是更多基于社区和区域的，又在纵向形成一个多极的体系，金融在这个里面处于一个核心的地位，像日本、韩国农协有一个信用部门，日本叫“农林中金”，是整个农村合作体系的核心，像供销合作、各种专业技术合作，也都在这里面发挥一定的骨干作用。在中国的问题就是我们由于历史的原因，把供销社、信用社都切割开来，还有农业科技，自成体系。拿农村保险来看，除了商业保险，农业保险在农业局，农村合作医疗在卫生局，农民养老保险在民政局，还有农村住房保险等等，这些政策性保险至少分成五六个局，从中央到下，增加了很多编制、预算、经费，到下面去，很多时候还是要靠乡干部、村干部或者合作社的干部去完成。而且这里面的成本非常高，效益比较低，当然每个部门都想做好事儿，他做好事花了钱，都是财政上拨了很多钱，人事上增加了很多编制，一方面部门想做好事儿，一方面部门的利益、势力在不断扩大，造成恶性扩张，想改还很难，不可能切掉，去了以后担心升职还是降职，这个事儿就成了僵局。 主持人：您下一步在瑞安的想法是什么？或者是理想合作金融的方式是什么？ 陈林：我们浙江省去年全省农村工作会议提出了农民专业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三位一体的思路。在瑞安率先试点，对这三类合作组织加强合作，联合与整合，在此基础上推动农村金融、流通、科技体制改革。现在已经初具轮廓，也是初见成效。大致是这样一个结构，农村合作银行的小额股东，就是原来的信用社原有社员，进入农村合作协会，股权通过相对集中的托管，在农村合作协会、合作银行里面建立一个象征性的产权链接，合作银行反过来可以依托合作协会，因为合作协会里面还有其他的一些农民专业合作社，乃至村经济合作社，依托现有的组织资源进行信用评级、互助联保，乃至引导开展一些资金互助。对合作银行来说，可以控制银行的风险，拓展它的客户网络，对农民和农村来说，它实际上是放大了它的信用。我前面讲了，之所以认为农民没有“信用”，是因为他的信息很难被现代的银行体系所掌握，不仅是现在的大银行，包括我们现在一些做得好一点的农信社，做的越来越大，越来越强的，它现在跟农民也是越来越疏远，特别是跟农村中下层农民，因为他去找农民很不方便，农民去找他更不方便，两者之间相互就不了解，不了解就不信任，怎么增进彼此的了解和信任，一方面银行要放下身段寻找双方利益平衡点，另一方面政府推动农民通过合作社的方式组织起来，使它有一定规模的载体跟银行体系对接，这样双方互利互惠。至于供销社本身也是涉及到回归合作制，回归三农的问题，在农村合作三位一体的体系里，如果深化自身改革，能够起到骨干作用，因为毕竟有一些网点，也有一些员工，可以做一些工作。通过重组开放，可以融入农协，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农协对于专业合作社，至少是个行业协会，农协又相当于一个大合作社，单个的合作社没有经济规模的事情，通过纵向拉长，由农协来做，农协还可以引入金融、流通、科技资源，帮助合作社横向拓宽， 主持人：您刚才提到从农信社和合作银行方面的操作模式能具体谈谈吗？ 陈林：现在讲到人家孟加拉乡村银行，讲小额贷款也好，都把金融存贷款，特别是贷款当做一个行为、活动，没有从对方的角度来讲。孟加拉乡村银行本来不是一个银行，是非政府组织，是把农民组织起来，下面几个农民，社会经济地位相当，组成几个小组，几个小组变成一个中心。你没贷款，他那个小组也存在。那个小组是多次可重复机制。小额贷款，钱贷给你了，到时候还钱，联保就解散了，到时候如果不还，一个一个“追”就很难“追”。他这个小组不是一个经常化的、可重复的机制，怎么使这个小组变成经常化、可重复，一旦做到经常化、可重复，他的信用就可以滚动、积累。但这单靠银行做不了，必须有政府的支持，把其他的，比如农民专业合作社现有的组织资源跟银行的需求、跟农民的需求能够嫁接、重组。 主持人：您那个合作银行是独立法人吗？ 陈林：合作银行当然是独立法人。实际上我们这个改革不触动合作银行本身，对于合作银行本身来说，它只是业务上的创新，不涉及到基本的股权结构，不涉及到它的人事安排、资产负债管理，这些通通不动，这样我也没有那个权力去动，我也犯不着动它的。所以，一头是提升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一头是把农村金融的重心下移，能够照顾到农村的中下层。比如说 1000 万的贷款，贷给一个老板能够赚钱，贷给 1000 个农民，也许能够赚钱，但是成本可能还高一点。怎么降低成本？可能要通过一个中介的体系来做这件事。 主持人：就是第三方信用担保。 陈林：对。就是一个信用担保。但是这个第三方信用担保要起到多方面的作用，如果就管这么一个，维持这个体系是要成本。农民出不了这个钱，银行业不愿意花那么多钱。如果我这个体系是多功能的，既能做供销合作的体系，又能够做农民专业技术合作的体系，平时有的时候不做这个中介担保，也有别的用处。因为人还是那些人，网还是那些网，是一个多功能的网络平台而已。就是每个部门、每个单位，甚至不同的企业，包括我们的保险公司都很有兴趣，一起去编这个网，一起用这个网。 主持人：现在进展怎么样？ 陈林：现在来看，我们从依托农协、合作社做信用评级，原来做到两三万户，争取今年能够扩大一倍。特别是依托合作社做农户信用评级，在前期试点的基础上正在总结经验，把评级的标准和程序进一步整理出来。因为这个评级和华尔街的那套评级不一样，他那套东西，查会计报表，股市多少年来的数据，还有其他的数据，你跟农民玩儿这套是没有用的，连个房产证、土地证都没有，更别说会计报表了。你对他只能靠左邻右舍、亲朋好友的评价，还有这个人、这个家庭、夫妻关系、兄弟情义这些方面，这些信息是非正规的制度，是在口耳相传之间。我们这套办法非常土，和农民接近，要让农民参与评级，自己评自己，相互评。 主持人：自己有一个标普。 陈林：你也不能瞎评，要和联保结合，我们又加了限额联保，比如说这个联保小组是 5000 块钱水平，你愿意加入这个小组，你就认为这个小组的其他的人值 5000 块钱。如果我们在座的人是一万块钱等级的小组，我也愿意加入，你们愿意接受我，你就认为我这个朋友值一万，这就是一个客观的、在我们的运作过程中，很清晰的标准，这个事很简单，根本不需要那么多复杂的数学模型和会计报表，我们只是把这个规则设计好就行了。但这个事情面上推广不容易，面上推广需要一定的工作量，需要成熟的干部去发动它。银行能够做这个事儿已经不错了，但他也没有那么多的精力来做。 主持人：这就需要专业化的合作社去做。 陈林：要把这些人很快教会是很不容易的，能够先教会十几个、几十个人就不错了。 主持人：你觉得什么时候能够完成？ 陈林：整个全市农村覆盖，我不敢说。我们能够覆盖 5-10 万人左右，两三年内差不多。但这套系统只要对几万人能够使用，其实对几十万、几百万人也是适用的，道理是一样的，原理是通的。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做的东西还不成熟，我们要不断地总结，不断地积累，把这个标准程序，一是进一步完善，还要进一步简化，我们现在搞的东西还是有点复杂，有很多学者参与这个事情，学者通常都是把简单的事情搞复杂，包括我自己在内。现在我们要把复杂的事情搞简单。 还有就是担保和反担保的问题。农民，一个重要的信用困境就是没有担保物，没有担保物，怎么给他找担保物呢？法律上讲，前面一个老师讲的，物权法没有完全解决这个问题。反担保是可以的，比如说农民的牛、羊、宅基地、承包地是不能担保的，但他所在的合作社通常依托于他这个村的社区，为他提供担保，他拿牛、羊、宅基地向合作社提供反担保，这样我银行追合作社，合作社追农民，表面上银行多了一点麻烦，实际上他少了很多麻烦。农民表面上是被套牢了，可是你不被套牢的话，人家更不敢把钱贷给你，实际上是有好处的。 你有信用才能发展。我们深切的体会是，你把钱借给他，他发展不起来，你把钱白给他，他也发展不起来。所以，如果要能够扶贫的话，要是扶得起来，通过信贷的方式就可以扶，白给钱的方式，这只是出于一些特殊的情况，得了重病之类，经济无法自我恢复。一般的大多数农村和农民，哪怕是经济水准不高，他的生产经济还是能够自我恢复、自我发展，至少还能维持地滚下去。有少部分涉及到救济型的，钱就白给。就像你说的希望工程，如果设计好的金融制度，也不见得要白给钱。因为受教育能够增加收入，当然这个金融设计的结构就要比较长期。如果说我们受了教育，结果还没有赚到钱还这个钱，该说明这个教育制度有问题，不是金融制度有问题，或者是你整个社会就有问题，那就不是一个金融能够解决的问题了。
再比如说资金互助，银监会讲的资金互助，第一批试点省份是在中西部、东北，不包括我们浙江，所以我们是摩拳擦掌准备作，我们私下也做了一些准备。我们做资金互助的思路，不一定是另起炉灶去搞资金互助社，我们现在有比较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和村经济合作社，在此基础上就可以嫁接资金互助的功能，何必要再搞一套呢。这就是我们农业部系统要搞一套，银监会系统又要搞一套。这么七搞八搞，到下面农民折腾得不行。每个部门都要为农服务，一定要搞自成体系的一块儿。其实就向中国金融网这个企业，其实你是没有上级主管的，我们现在很多农口的部门，他们认为合作社还要有单一主管部门。而且是我主管，才能是我的亲儿子，我以后说话才能算数。你现在这个企业，涉及到工商就工商管，涉及到税务就税务管，犯了事归法院、公安局管，不犯事还有工会、青年团、妇联等都可以管。不存在谁是老子的问题。现在对于资金互助社、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这个观点还没有解决。就向过去的国有企业一定要有上级主管部门，现在企业在工商登记哪有什么上级主管部门。政府部门是职能部门，他一般喜欢按照自己职能有限范围去塑造下面一个亲儿子，这个亲儿子断胳膊、断腿他是不管的。因为长出一个腿，有的部门管腿，有的部门管脚，管腿的的部门是只准长腿，不准长脚，就这个意思。我们的体会就是这样。 主持人：您认为发展过程中，预计会有哪些困难？除了刚才谈到的。 陈林：困难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是观念、意识形态上的。比如我们现在讲合作，有人就讲 50 年代搞合作化、人民公社怎么样。其实人民公社那个根本就不是合作制，合作制本身不是个所有制概念，以前搞的合作社变成了集体化，人民公社化。资本主义国家都可以搞合作制，他跟市场经济，甚至跟私有制本身不冲突，两码事，是一个经济组织形式，不是一个所有制形式，有的人把合作制当成所有制形式。有的人担心，还是 50 年代的那套东西，这个观念是要有突破。还有人认为农村合作协会是不是农会？打土豪分田地的农会。我跟他们开玩笑，农民要造反，也不一定叫农会，他可以叫白莲教，叫太平天国，叫什么都可以，不是叫名字的问题，是一个社会政治危机的总体反应。在我们目前的情况下，根本没有这个事。而且实际上农协本身是个合作社，日本农协，叫“农业协同组织”，实际上是农业合作社的意思。我们这个农协叫做“农村合作协会”，其实它首先是一个合作社的行业协会，但是他比一般的行业协会功能更强，更有一些整合的内涵在里面。当然农民的主体性在这里面也能够得到提升。 第二，我们从理论界来讲，是学科分割。我们经常讲，搞“三农”问题的人，不搞金融。我们今天来开会的都是搞金融的，几乎没有几个人对“三农”感兴趣，我看就是台上坐的这两、三个人有点感兴趣，下面很多人基本上没概念。搞金融的，不关心“三农”， NGO 非政府组织也是不关心的。他讲的是资本、股份制，合作制不关心， NGO 更不关心，搞 NGO 的学者不关心合作社，其实合作社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 NGO ，搞合作社的人只关心欧美合作社，不关心东亚合作社，东亚合作社叫农协，搞农协的给人的感觉是不研究供销社、不研究信用社。 主持人：是否缺乏研究农村合作这方面的人才？ 陈林：不是，人才很多，有人专门研究胳膊，有人专门研究腿，凑不起来。 主持人：这方面的“通才”有没有？ 陈林：应该是有。但我们现在的学术体制，通才肯定是吃亏，你一定要搞得很专，搞得别人听不懂，你才能在这个专业领域发论文，大学里是按照专业，学术地位的取得是在这个专业里，自己一定要弄的很专，但农民是要有胳膊有腿的，研究胳膊的不管腿，研究腿的不管胳膊。就这么简单。这些东西实际上是我们推动农村合作，特别是以金融为核心的综合性农村合作，在理论上、学术上需要澄清和研究这些东西，很多理论工作做得不够，虽然大家有这样的认识，但做得还不够，到了操作层面上的研究操作还是不够的。坦率地说，我们现在对合作社的研究水平甚至还没有超过 1930 年的水平，我现在查了一下一九二几年、一九三几年当时一些学者写的关于合作社的书，非常之好，非常之棒，而且他们也做了很多实际工作，很有经验。 第三，我们部门分割的问题，这个事情在我们东亚小农社会，讲农民合作离不开部门合作，因为农民合作的资源、空间、市场都被部门所掌握。这些部门到底运行成本有多高、服务的效益有多少，这是不知道的。比如说农村流通体系建设，商务部搞一套、农业部搞一套、供销社搞一套，还有其他部门搞一套，他这个服务肯定是好的，也是想真心办一点好事，问题是这个服务体系就好比是开一辆车，从北京到海南去送汽油，路上烧的汽油还比送到的汽油多，送到的汽油可能给的是地主或富农，贫下中农还拿不到你这个油，现在我们政府的支农体系就是这样的。支农体系本身的运行成本非常高，养了很大的摊子，很多的人，内耗很多，就算送到了农村，最需要的人不一定能够得得到，得到的还是中上层，不但不能缓和农村的局面，还可能加剧农村的两极分化，加大了干群矛盾，可能还不如不搞，自生自灭，大家听天由命，你搞了以后大家更不服。所以这块需要政府，甚至说需要在高层上一个整体的设计、整体的考虑，包括在我们农协整体框架，农业部门、供销部门、金融部门，甚至包括县乡两级政府，包括村一级的政府组织在这里面的角色和地位，相互之间的平衡和协调，这个东西是一个非常深层次的问题，虽然我们在瑞安做这个事情，但是牵一发而动全身，马上各个中央部门都要有所反应，采取各自的立场，扮演各自的角色。 因此要解决这样的问题，一方面农民要发动起来，这是关乎农民利益的，农民不积极起来，不主动起来，扮演不了这样的主体角色，我们怎么忙都是白忙，但这个过程我们也不能片面强调农民自发自愿，欧美国家的农民是农业资本家，资本家从来都是自发自愿的，资本是不可遏制的，它从来都是政府不干预都搞起来了，东亚从来不可能是自发自愿的，如果搞一个村以内的小的东西，可能几个农民商量商量能搞起来。如果超过村的范围，到一个乡，更不用说县一级覆盖范围，靠几个农民自发自愿根本不可能。从日本、韩国的经验，包括中国过去的经验或者是教训，这个政府要主导。但政府主导并不是说政府要包办、代替农民做事儿，政府主导是要解决自己的问题，解决自己的部门问题，这些部门讲起来都是政府的各个部门、各个单位，信用社也实际上也是政府官方背景的机构。就是说政府主导要对自己开刀，解铃还需系铃人，这些部门的问题，你怎么可能靠农民去解决这些问题。我是一个副市长，也未必能搞得定，就是市长、书记很难搞得定的。这个事情根子在上面，这要下很大的决心来做。政府主导首要的是解决部门分割，你这个政府需要是一个完整的，统一的，有决心、有坚强的意志，有远大方向的一个政府，这样的政府才能主导。这样的政府主导和农民主体不见得是有矛盾，基本上还是统一的，因为农民遇到的问题，是在部门利益集团，政府的问题也是在部门利益集团，上下联合在于解决利益集团的问题。 主持人：您认为在农村合作探索方面，还有什么其它的问题？ 陈林：其他的如同我所讲，大家都说为农服务，我说为农服务分两种，一种是为农民赚钱，还有一种是赚农民的钱。并不等于是卖一个手机给你就是为你服务了，按照资本的原则、股份的原则，就是赚你的钱，这当然无可非议，是愿打愿捱。按照合作制原则是为你赚钱，为你赚钱也不是我单方面为你赚钱，而是我们联合起来赚钱。但这个赚钱，不一定是首要的，而是为生产生活提供一些便利条件。所以农村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和金融问题，其中涉及到社会、政治等各方面的问题，不仅仅是为了赚钱本身，还要维持这个社会的平衡和和谐。从某种意义上说，合作社本身就是一个小的和谐社会，而在宏观上讲，只有解决农村强大的合作体系的地位和实力问题，才能根本上平衡城乡差距，从宏观上促进社会和谐。这就是我的一点体会。 主持人：您对自己所从事的这份职业，关于推动新型农村金融有的大的信心？前景是会怎样的？ 陈林：我想，在瑞安我们已经是取得了一些突破，还不能说是完全成功，我们瑞安市委市政府有很大的决心推动这个工作，瑞安的一些部门是比较协调配合的，农民参与的热热情也比较高，在瑞安我是有把握的。但在浙江其他地方推广瑞安经验，我看这个难度还比较高，因为涉及到思想认识问题、操作策略问题、利益的协调问题，农民要发动，干部这块也要解决配合问题，不那么简单。但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主持人：你勇于做金融市场的探索者？ 陈林：这是阴差阳错，已经走到这一步也是开弓没有回头箭，只能义无反顾地走下去。茅于轼老师这么大岁数了，还冲在第一线，我们更是责无旁贷。当时茅老还给我写过一封信，他说“很佩服您的勇气”，因为他老人家知道这事儿不容易。茅老说过一句话，中国办好事不容易。我们办到现在，所有人都认为这是一件好事，但是也不容易。现在是创造了一个理直气壮、名正言顺地办好事的政治环境和舆论环境，要把好事真正办好还有一个过程。 主持人：现在有一个问题，在浙江地区地下金融是比较活跃的，茅于轼老师也说到有很多地下金融去做，和您这个有冲突吗？您怎么处理这个事情呢？ 陈林：实际上不矛盾，所谓地下金融，很多也是民间借贷，这基本上是在熟人社会，亲朋好友、老乡之间发生的，这就意味着他们彼此之间有相当的信用和信任关系，我们这套体系和它是不矛盾，实际上是可以互补的，实际上是把隐性的信用信息显性化，显性化了之后，他们原来是怎么玩儿，还是可以玩儿，因为这个东西也不犯法，跟我们银行体系也对接。 主持人：相当于招安的性质。 陈林：是这样，可以这么说。但目前来讲，我们跟他们之间是两条平行线，可以互补，适当的时候也可以走得更近。 主持人：预祝您能够取得圆满成功。 陈林：谢谢大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