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顾雏军落马，讨伐声一片。
　　顾雏军到底是一个在产业整合中疯狂扩张，以致资金链绷断，进而铤而走险的失足企业家，还是一个一开始就怀有歹意，借国企改革狂敛私财的狂人，抑或是两者的中间，相信随着时间的流失和理性的回归总会有个水落石出的时候 ......
　　然而,奇怪的是原来的“倒朗派”和“倒顾派”都不约而同地哑成一片 , 就连“战胜派”主角郎咸平也对此置之一笑 , 以“科龙的事与我无关”颇具戏剧性地回避了记者。更为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当初力挺顾雏军的所谓主流经济学家竟然全军覆没。而第一个打破这种局面的权威经济学家张维迎也表示“我和他（顾雏军）不熟，企业我也不太熟。”我们对此哑然！
　　其实，这仅仅是引起人们注意的一个个案罢了。自古“成者王 , 败者寇”在这个事件中似乎也没有能避免 , 这说明我们的舆论环境还停留在很原始的层面上。其实，作为经济学家完全没有必要回避这个问题，“心底无私天地宽”, 错对只是认识上的问题 , 只要是出于民族和国家的考虑。即使错了, 也没有必要去刻意回避，这也许才是一个主流经济学家应该具备的大度与无私。因为我国还处于经济还不发达的阶段，法律法规不健全。这就决定了舆论环境的险隘和艰难，决定了这最终是一个悲剧。失败者没有被唤醒 , 愚昧者没有得到反思，总是停留在低级的认识水平上，这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郎咸平没有对此穷追不舍，这可能是他早已料想的结局……
　　在中国，深刻的社会转型才刚刚开始，在这个注定艰难而曲折的长期过程中，经济学家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 相信每一个经济学家都应该明白 , 媒体更应该明白 , 所以通过这件事 , 衷心希望中国的经济学家能够正确的反思和正确的定位 , 希望中国的媒体能够正确的去评判公众人物和经济学家 , 希望人们能够一分为二地看待我们步履蹒跚的企业和学者 , 只有这样 , 我们的改革路上才能少些荆棘 , 中国社会才会有进步 !

　　1.郎咸平演讲引发“郎顾之争”
　　早在2004年8月9日，郎咸平在复旦大学作了一次名为《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的演讲。郎咸平在分析报告中，通过对大量公开披露资料的研究，指出格林柯尔系列并购中的三大规律：一是顾氏通过格林柯尔收购的企业多数是上市公司，但每一类产业的上端都是一家顾雏军 100% 控股的私人公司；二是收购对象都是在“国退民进”的背景下，地方政府急于出手的、经营困难但是生产条件和市场基础较好的企业；三是顾雏军总是在股权转让完成之前进驻目标公司，或成为董事长，或委托自己的副手成为总裁，并且假设这样的安排是为新控股股东在对公司的一些操作中带来便利。 8 月 10 日 ，该演讲的部分内容被东方早报和香港商报刊出，后经媒体转载流传开来。但是因为郎咸平的结论只是基于公开资料的假设，而并无求证，　面对于郎咸平“炮轰”顾雏军、张瑞敏及李东生的情况，中国经济学家曾一度“集体失语”，张维迎是第一个打破这种局面的权威经济学家。 8 月 28 日 ，张维迎在“中国企业家深圳高峰会”上表示，“最近兴起了一股妖魔化、丑化整个中国企业家队伍的舆论。我们不能低估这种舆论对中国企业生存发展的危害性”，“知名学者的社会责任还包括说话应该非常慎重，因为你的言论会带来相当的社会效应，对社会的舆论方向产生一定的影响”。几小时后，郎咸平对张维迎的讲话做出回应。由此引发了“郞顾之争”。 ［全文］

　 3.经济学家一方失足就失语
　　2004 年 12 月，在“ 2004 年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上，郎咸平仍是一些与会者影射的对象。张维迎在会上表示，自己 20 年来一直为企业家说话，我们看一下 20 年前发生了什么事？“ 20 年前中国赫赫有名的企业诞生了，包括联想、海尔、方正、万科、科健、科龙、正泰、德力西等等。”张维迎所提到的科龙的董事长顾雏军当时也在会场，并做了题为《跨国收购是缩短与世界差距的捷径》的发言。而如今，虽然证监会对科龙的调查结果尚未公布，但由“郎顾之争”所引发的国企产权讨论早已深入展开。不过，此时此刻，当初力挺顾雏军的经济学家似乎开始集体“失语”了。第一个打破这种局面的权威经济学家张维迎却表示“我和他（顾雏军）不熟，企业我也不太熟。” ［全文］

　　我们把国内的经济学家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理论研究型，也就是通常说的“学院派”；第二类是商业型，效力于投资银行的；第三类则是为政府和公共利益服务的。
　　第一类经济学家，独坐书斋，不愿介入此事；第二类经济学家，由于牵涉到特定商业集团的利益，也不愿开罪其中一方；至于第三类经济学家，既然服务于政府部门，也就应当谨言慎行，少开尊口。

　　（二）社会因素：
　　１．煤体炒做
　　一些记者为了获取新闻轰动效应，热衷于追踪采访具有相当知名度的专家、学者。近日，金陵晚报记者采访了一位著名经济学家 ( 就是前几年曾经在市场掀起轩然大波的那位学者 ) ，又获取了新闻的轰动效应。市场对此什么反应都有：有的说，“他年纪大了，糊涂了，说话怎么这样颠三倒四，语无伦次，是经济学家说的话吗？”；还有说，“他代表了谁，受了谁的委托；他到底代表了谁的利益 恐怕只有外星人知道！” ；也有人怀疑他是否是地球人？这一点笔者也有相同认识：他的话离市场实在太远了！对他的话本来完全可以置之不理，但市场中总有这么一些人试图用他的话来误导市场、打压市场，扯股改的后腿，所以要认真对待。 [详细]
　　２．经济基础与舆论矛盾：
　　正如张维迎所说：二十多年以来商业环境有比原来变得更好的一面，但是竞争也越来越激烈了，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企业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在没有做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就被抛向了一个激烈竞争的国际舞台。所以我有一个从冯仑那里借来的比喻，就是中国企业家就像本来在黑夜里走路光着身子没事，但是这时突然有人将灯打开了，这时是多么无奈，多么尴尬，这就是中国企业面临的商业环境。近来兴起的以保护国有资产名义妖魔化中国企业家群体的舆论，对社会的整体进步未必有利论环境。中国企业家面临的舆论环境是 1992 年以来最不好的 ［全文］诚如张所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正是这一点才使得社会舆论出现了“鱼目混珠”，黑白不分，真假难辩的怪现象。

　　１．经济学家自身需要反思
　　围绕“科龙事件”发生的“郎顾之争”以及“严顾战”，都需要各个方面进行深刻思考。有关方面应围绕“科龙事件”所发生的一系列事情，进行调研、总结，为我们的国有企业改革、证券市场改革、上市公司内部治理提供一些有益的教训和启发。一些经济学家特别是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应该端正态度，从这些事件中反思一下自己的所作所为，反思一下如何正确对待学术争论，如何面对挑战自己观点的不同意见，反思一下自己建言献策的改革观点和理论是否真的对改革有益。 ［全文］

　　２。媒体应有正确的舆论导向
　　郎顾之争“娱乐化”媒体在充当何种角色 ? 虽然媒体的质疑起到了一定的社会效应 , 但是对大企业的报道 , 由于种种原因 , 不做深入调查盲目炒做是其中的通病。经济学家头上的“光环”是谁制造的 ? 大多来自于不名真相的媒体炒做。用顾雏军的话说 , 　不要在一个人失败的时候去把他骂成狗屎，成功的时候又去把他捧得好像是天才。实际上成功与失败就是一步之差，有很多未知的因素，不要把那个界限弄得那么大。我认为，成功和失败的差异个人的影响力不是太大。” 在顾雏军看来，获选中央电视台举办的 2003 年度经济人物应该是媒体对他的最大肯定。当时，他还召集科龙总部所有中高层在他非常喜欢去的顺德鹿茵酒店举行庆功宴，科龙上下一片欢腾。尤其是在”郎顾之争”中 , 众多媒体对事件敷衍炒做 , 造成娱乐化 , 而且过分地看中了名人效应 , 没有起到舆论监督的作用，甚至有媒体大肆质疑朗咸平做事的动机，更有甚者捏造“郎顾之争”背后存在金钱交易，媒体尚且如此，大众自然难辩真伪 [ 详细 ]

　　中国前无古人的经济改革注定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从来没有，今后也不会有什么经济学或经济学家可以解释一切、指导一切。而在当前由“郎顾之争”引出并激化的公平与效率的论战，其首要的意义并不在于方法的比较与互换，而在于它再一次唤醒了一条根本性的原则，即没有德先生也就无所谓赛先生。在中国，深刻的社会转型才刚刚开始，在这个注定艰难而曲折的长期过程中，经济学、经济学家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哲学家波普尔曾指出，“理论不能证明，只能证伪”，因为“作为科学理论的普遍陈述虽不能为大量经验事实所肯定，但却能够被个别经验事实所否定”（或许，这就是张维迎为什么认为“对学术研究来讲，逻辑比数字更重要”的原因），对此，我们深感切肤之痛的是曾对经济学肆意歪曲、凌辱而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但同时，我们也应该警惕，发动俄罗斯糟糕的“休克式疗法”的青年改革派们过度拥有过巨大的权威以及傲慢的自信。这些熟视无睹于残酷的现实。 ［全文］

　　１．郎咸平简历
　　郎咸平教授于 1986 年获得宾夕法尼亚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大学沃顿商学院 (Wharton School) 财务学博士学位，曾经执教于多家知名的商学院，其中包括沃顿商学院、密歇根州立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纽约大学、芝加哥大学等。 郎 博士现任香港中文大学财务学系讲座教授。 郎教授曾担任世界银行公司治理顾问 , 现任深交所公司治理顾问和香港政府财经事务局公司治理项目顾问。
　　郎教授曾于 1998-2001 在世界银行担任公司治理顾问 , 与世银经济学家 Stijn Claessens 和 Simeon Djankov 合作，致力于研究公司治理以及保护小股民权益的课题。在东亚地区，此项研究尚属首次。该项研究成果标题为 "East Asian Corporations: Heroes or Villains?" 曾被作为世界银行编号 409 号 (2000 年) 研讨论文发表，并且被收存在美国国会图书馆 ( 收录编号 : ISBN: 0-8213-4631-8) 。该论文曾被专业学者、研究人员及 " 经济学家 " 、 " 华尔街日报 " 等知名媒体广泛引用。 郎 教授与世银经济学家针对一此课题于美国最富盛名之‘财务经济学期刊'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00 年 ) ‘美国财务学会期刊' (Journal of Finance, 2002 年 ) 将世银研究成果发表。郎教授主要致力于公司监管、项目融资、直接投资、企业重组、兼并与收购、破产等方面的研究，并且成就斐然。他曾经在多家世界主要的经济和财务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而且大多数世界通用的财务管理教科书均引用 郎 教授的论文。
　　郎教授 2001 年下半年在国内股市极力推广 " 辩方举证 " 以及 " 集体诉讼 " 措施以保护小股民的正当权益。他的观点受到媒体,学术界以及政府的高度重视 , 因此被媒体尊称为 " 郎监管 " 。 郎 教授的监管思维在重要媒 体包括 " 新财富 "," 财经杂志 ","21 世纪经济报导 "," 三大证券报 "," 中央电视二台经济半小时 "," 中央电视二台财经报导 "," 凤凰卫视 " 等等经常报导。 郎 教授的观点以网页页数而论高达 1496 页 , 列全国 2001 年财经人 物排名第九位。

　　２．张维迎教授简历
　　1959年生于陕西省吴堡县，1982年获西北大学经济系学士学位，1984年获硕士学位，同年进入国家体改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从事改革理论和政策研究，1994年8月回国到北京大学工作，现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经济学教授，北京大学工商管理研究所所长,同时兼任牛津大学现代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1984－90在体改委工作期间，在国家级杂志上发表数十篇有广泛影响的论文，是国内最早提出并系统论证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的学者。在牛津大学读书期间，师从著名经济学家、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James Mirrlees和产业组织经济学家Donald Hay，主攻产业组织和企业理论，硕士论文曾获1992年牛津大学经济学研究生最佳论文奖 (George Webb Medley Prize for the best thesis)。
　　张维迎教授的企业理论及有关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外学术界、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和企业界有广泛影响，被公认为中国经济学界企业理论的权威. 据对国内最权威的经济学杂志《经济研究》1995－1997年间论文引证统计，张维迎教授的论文被引证的次数排名第一，其中《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名列单篇第一。另据统计，在1997年出版的43种经济学核心期刊文献中共引用《经济研究》历年发表的文献405次，其中张维迎教授的论文占22次，名列第一；被引用4次以上的有16篇，其中张维迎教授占3篇。
　　主要著作有《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和《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另有数十篇中英文论文发表。主要开设课程：《高级微观经济学》，《产业组织》，《企业理论》，《博弈论》，《信息经济学》。

　　3.吴敬琏个人简历
　　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上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宝钢经济学教席教授，上海法律与经济研究所学术与管理委员会联合主席之一，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国际顾问理事会理事、国际管理学会会员。
　　1930 年 1 月 24 日生于南京。 1948 年，考取金陵大学文学院 , 1952 年，高等院校调整 , 金陵大学经济系并入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系。
　　1983 年赴美国耶鲁大学做访问研究员， 1984 年 7 月访美归来。他在调查研究中发现某些简政放权的措施，使得地方封锁割据现象加重，而企业并未获得应有的自主权，于是在中国经济学文献史第一次提出了“行政性分权”和“经济性分权”是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分权的概念，指出必须避免走行政性分权的道路。
　　1985 年 11 月，他领导一个课题组对“六五”时期的经济发展经验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在以《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体制改革和提高人民生活三者的关系》为题的报告中提出，中国正处在二元经济迅速向现代经济转化的阶段。在这个经济发展阶段，必须始终十分注意 经济效益的持续提高，十分注意社会资金的积累，恰当地把握农业人口向非农业转移的速度和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 1986 年初，他参加了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研讨小组的工作。他有机会将多年来的研究成果加以系统整理。这一时期，他写的《关于改革战略选择的若干思考》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发展和改革的经验总结》等文章，在国内外引起了极大关注和高度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