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卫生部政策法规司雷海潮处长9月5日在上海举行的“2005中国健康产业高峰论坛”上透露:一份关于国内医疗体制改革的新方案,已经形成大体框架,相关各部委对此方案也已达成共识。并且该新方案目前已经上交国务院,等待最后批准。一份高兴一份忧虑。方案已呈国务院审批,美中不足的是为什么关乎亿万民众的医疗保障问题有关部门为何就一直秘而不宣?并且究竟从那方利益制定呢?不过,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医疗保险司副司长熊先军近日透露,到2010年,我国所有城镇居民将全部享有基本医疗保障。可是医改路艰难的走了20年,仍然“总体上是不成功”,那么该 “经过相关部门、专家学者长时间讨论修订、几年间数易其稿” 的方案能否让我们在2010年看到曙光?
    “完全倒向城镇的医疗体制,早就埋下了改革失败的祸因。”然而有关部门透露出来的信息,未来几年里,我国的医疗保险改革将按照先城镇后农村、先经济发达地区后经济落后地区、先正规就业人群后非正规就业人群,再次非就业人群的梯次方式推进。这种思路完全不合乎公共财政的基本原则,根本谈不上改革。帮富而不救贫,这是最大的社会不公平。要继续按照这种方式推进,到2010年医改仍会“基本不成功”。
    那么,关于医改的大讨论结束了吗?
    医改并不仅仅是医院改革,更有公共卫生体系、医疗保险制度、医药制度等方面的改革,能否和在多大程度上利用市场方式配置资源,要看政府的整个调控能力。医疗改革的成功与否,我们将拭目以待。
     是什么让“医改路艰难行”

    1980年,政府就开始了医疗改革的漫长之路:先是对医院逐渐放权,接着是承包、院长负责制,再到后来的运行机制改革以及建立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似乎并没有达到效果。20年的医改之路为何走的如此艰难?

    一、医疗保障贫富差距悬殊
    目前在城镇地区,医疗保障(保险)制度所覆盖的人群大约有1亿人左右,不足全部城镇从业人员的半数;在农村地区,则只有全部人口的10%左右。城镇医保的目标人群只包括就业人员及符合条件的退休人员,将绝大部分少年儿童、城镇非就业人口、非公有制部门的从业人员,以及以农民工为代表的流动人员排斥在外。农村医保由于采取自愿参加的原则,事实上只有农村中相对富裕的群体才能参加。而最贫困的农村居民,通常也是最需要帮助的人,却因为缺乏缴费能力而无法参加医保。
    专家认为,在未来改革中,必须打破城乡、所有制等界限,建立一个覆盖全民的、一体化的医疗卫生体制。“这样不仅可以更好地实现社会公平,保障全体公民的基本健康权益,也可以避免体制分割所造成的利益集团分化以及由此产生矛盾和冲突。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城乡一体化的医疗卫生体制建设,可以真正增进对农民权益的保护。[详细]
    二、城乡医院两极分化严重
    “如今,为什么经济底子厚了、花钱多了,但卫生状况改善不大,甚至不如从前了?”很多老百姓发出这样的疑问。
    卫生部有关负责人透露,现在全国县级以下公共卫生机构只有1/3能够维持正常运转,另外1/3正在瓦解的边缘,还有1/3已经瘫痪了。据卫生部统计,2000年中国卫生费用中,农村卫生费用占22.5%,城镇卫生费用占77.5%,这就是说,占全国人口三分之二的农村居民所花费的医疗费用,不到城市居民的三分之一。有关改革政策的基本导向是“抓大放小”。专家认为,这种思路存在重大缺陷。要想解决老百姓看病难的问题,需要优先发展和确保的是初级医疗卫生服务机构,而不是那些三级以上的大型综合医院。从这个意义上讲,可能“抓小放大”比“抓大放小”更为合理。[详细]
    三、“小病拖,大病扛
    “小病拖,大病扛,重病等着见阎王”,这是很多没有医疗保障的困难者的真实写照。
    据国家卫生服务调查显示,农村37%应就诊病人没有就诊,65%应住院病人没有住院。而农村应住院而未住院者中,1993年有58.8%的人是出于经济困难,1998年,这个比率增加到65.25%。1998年调查显示,农村的因病致贫率达到21.61%,贫困地区甚至达到50%以上。
    医疗费用增长过快的主要原因是药品滥用及药品价格失控。目前中国的药品销售主要是通过医生的处方,在医院的药房实现的。由于医院普遍推行分配制度、技术承包责任制等改革措施,医生个人的收入与医疗服务收入紧密挂钩,形成医生“开大处方、多做检查”的激励机制。最普遍的是“医药合谋”,靠向患者出售药品特别是贵重药品牟利。与一般消费品不同,消费者在药品消费方面缺乏足够的选择能力,无法摆脱对医生的依赖,因此常常被迫花了很多冤枉钱。[详细]

      深度分析:医改失败不容推卸责任
    妖化了“市场化”作用
    “在服务体系改革和建设方面,简单将医疗服务机构视同于一般企业,选择了一条过度市场化的改革道路。”
    该观点的潜台词是,在政府放弃责任后,为了自负盈亏,医院开始走市场化道路,利用职权和流通环节共谋,导致了药价虚高等现象。
    那么,是否真的是市场化导致了医改的失败呢?学界有两种观点:一是说中国从未把市场化列为医改的方向,二是说失败正是因为我们没有施行真正的市场化。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胡善联教授是第一种观点的持有者。他认为,把前一轮医改的思路和方向置于整个改革的大背景下,会发现医改是在其他改革的推动下被动而行,“在政府投入不足的情况下,允许民营资本进入医疗市场,引入市场竞争机制。但并不等于全盘市场化。”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政策研究所所长李楯则持另一种观点:“卫生系统上世纪80年代到现在的改革不成功是肯定的,但这种改革是不是市场化的?我认为不是。今天的医疗系统,是垄断下扭曲的市场,不是真正的市场,今天出现的问题也不应该由市场来承担。”
    “现在盈利性医院出了问题,不是市场本身的问题,是政府没有制定好规则,没有严格监管。”李楯说。
    “做出思考方案时,要建立在有限责任政府的基础上,要从全能政府向有限责任政府转化。尽管医疗行为具有公共产品的特征,但并不一定要由政府全盘接下来。尽管政府只能承担最基本的医疗保障,但政府有责任创造一个好的环境。”国务院法制办这位人士说。[详细]
    民众意见应适当听取
    新医改方案官员、专家们都搞了几年时间了,为什么就不能给公众留点讨论的时间呢?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因此需要集思广益,适当听取民众意见,做到民主。
    一方面,因为医改涉及到几乎是每一位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既然旧方案是没有经过民众同意,并产生了今天这种严重的后果,那么新方案就应该在初稿出来之后进一步公开,充分发扬立法民主,在更广泛的人群内充分听取各方的意见,考虑各方的利益诉求,力争提高新方案的科学性、合理性,别不到几年又落得百孔千疮,甚至再来一句“医改基本不成功”之后推倒重来。百姓经不起折腾,社会经不起折腾。
    另一方面,从良法的层面看。在纷繁复杂性的现代社会,仅靠政府部门、专家的立法已经越来越难充分反映公众意愿和不同的利益诉求,立法要求其参与者来源广泛,通过充分参与而形成的法律不仅能保证其内容的真实性,提高法律的实效性,而且还培育公众自学遵守法律的观念。立法如此,一个涉及面极广的民生改革方案更是如此,只有经过民主程序的方案,才会得到群众最广泛的支持。[详细]
    弥补卫生法律的漏洞
    目前,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卫生法律有9部,国务院发布或批准发布的卫生行政法规有27部。由卫生部制定发布的部门规章有400余件。此外,卫生部还制定了约1500个卫生标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和政府也制定发布了大量的地方性卫生法规或地方性规章。
    “但是,这些单行法律上面尚没有一部基本法———《卫生法》。”李宏规认为:这部《卫生法》应该弥补以前的空白:规定医疗卫生事业的本质属性、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方向和政府的责任。
    现有卫生法规相互脱节、矛盾,这也是制定统一《卫生法》的客观要求。如《食品卫生管理法》涉及7个部、委:食品的原料是农业部、林业局管,加工销售、进出口由商务部管,质量是技监局管,食品企业的审批是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管,吃到肚子里是卫生部管,最后消化排泄后是建设部管理。这样的分工,一旦出现事故就很难分清是谁的责任,很容易出现推诿现象。[详细]
      探寻医疗改革的正确出路
    走农村包围城市的路子
    就医保体制改革而言,目前实现全民医保的确难度很大,应分步骤、分阶段进行,但是,在有限的医疗资源里,总要有个轻重缓急,那么目前谁最需要医保?是城镇和经济发达地区,还是偏远农村和经济落后地区?
    目前,全国农村合作医疗的覆盖率只有10%左右,90%以上的农民是自费医疗,而城市合作医疗的覆盖率则为42%.据新华社报道,在去年11月5日,时任卫生部副部长的朱庆生说,在中国农村有一半的农民因经济原因看不起病,在中西部地区,因看不起病死于家中的农民比例高达60%—80%。这些权威数字足以说明,农村和农民目前是最需要医保的地方。这个情况的造成,是因为我们长期以来对农村公共卫生的忽视,甚至说,这是对农村医疗投入上的“欠账”,现在提出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就是要改变过去的医改思路,把医疗资源公平地分配到农村和农民那里。且不说要还掉历史上的“欠账”,至少不要或尽可能少地再产生新的“欠账”。[详细]
    在医疗改革中照搬“先易后难”,忽略了更关键的“机会成本”———现在,应当是农村医疗改革的拐点。包括医疗保障在内的城乡二元结构,已经严重阻塞了国民经济的健康上升通道、妨碍了国民摆脱生存困境、获取足够发展机遇的能力,这是人所共识。此种情况下,实在没有什么借口可以掩饰对农民医疗保障的忽视。一个国家的民众构成主体,长期徘徊于基本的医疗保障体系之外,这个国家未来要支付的“赔偿成本”将远高于如今要提供的“保障成本”,这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同样来自另一个发展中大国———印度的阿玛蒂亚·森的真知灼言。先哲之箴见,不可不听呀!
    经济的贫困往往源自权利的贫困。在此次医疗改革中,不能再把农村遗忘在角落,城市与农村公共医疗体系的再建工程应当齐头并进,哪怕难度再大,也要“咬牙”从其他的政府公共财政支出中划出一部分,用于这最急需、改革最紧迫之处。[详细]
    “一个结合、三项分离、三个联动
    主要包括“市场配置资源与政府配置资源结合,公益性医院与赢利性医院分离,医与药分离,管与办分离,医卫体改、医保体改和医药流通体改互相联动推进”。
    医改从提出到推进已整整延续了11年。最初,医改是在减轻财政负担的情势下起步的,就像当年推出沪深股市,很大程度期待股市资金为国企解困服务那样。到后来,医改的取向才逐步归位到缓解百姓看病难、看不起病这个大前提上来。良性的医改本该借助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共同发力,只可惜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段内,医改主要依赖于看不见的手在“单手发力”,而看得见的手所承担的基本公共医卫保障职能却在“以市场为取向”的口号左右下逐渐式微,导致“老医改”日渐走入歧途,成为一项典型的“跛脚改革”。透过现象看本质———我们始终以为,“老医改”之所以走入歧途,错不在医卫领域引进了看不见的手,错更不在医改本身,错只错在内容层面的医改与体制层面的医改长期不配套。[详细]
    卫生体制的框架性设计尤为重要
    建国以来,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建设特别是医疗保障体制建设,一直是分别城乡、分别所有制乃至分别就业状态来组织实施的。这种制度建设方式已经落后于当前的经济发展阶段。在未来的改革中,必须打破城乡、所有制等界限,建立一个覆盖全民的、一体化的医疗卫生体制。这样不仅可以更好地实现社会公平,保障全体公民的基本健康权益,也可以避免体制分割所造成的利益集团分化以及由此产生矛盾和冲突,还能够从根本上扫清传统医疗体制对劳动力流动、国有企业改革,以及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等形成的障碍。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城乡一体化的医疗卫生体制建设,可以真正增进对农民权益的保护。[详细]
     相关评论
    中国医改何时了?
    从1984年就提出的医改,至今有10亿多人享受不到医保,医改在全国各界的热议下,提交到了国务院。国务院究竟如何决策,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我们要问问:究竟提交了什么方案,有多少可行性?提交的方案即使国务院批准,在适应我国国情的经济体制下能否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是否重蹈“总体不成功”的结果,这仍然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首先,20年的医改失败了,究竟失败的原因在那里?10亿人没有享受到医保仅仅是一个数字,这个数字的背后隐藏着什么?有关专家提出这是所走的路线不对,从城镇实施的医改脱离了广大的农村,因此全国的中上等城市的医改取的了成效,而农村与医保绝缘,因此改革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而事实上,城镇的医改成功吗?就医难,医院乱收费屡屡见诸于报端;社区医疗问题层出不穷。药价黑幕频频曝光,这已经是城镇居民最头疼的问题。因此,即使走城镇化的路线,也可以说是漏洞百出的。具有关媒体调查,仍有九成的居民不满意医疗服务。所以把医改的失败归结于所走的路线错误,可能是给有关部门台阶下,根本不符合客观实际。
    其次,,有专家指出20前的医改是“帮富不济贫”,意思是说中国的富人享受了医保,而广大的穷人没有医疗保证,有病无法就医。在一定程度上看,富人在经济等方面显然有优势,就医自然较穷人便利。但是,具笔者了解在中国的西部尤其是广大农村,诊所遍地开花,乡镇医院大多承包。一些打这政府医疗的旗号承包后成了家族企业,不仅行医的水平底下,医疗事故事有发生。富人有钱不敢住院就医的现象不不少见。农村的富人可以说也没有享受到医保。
    再次,有观点认为,医改的失误在于走经济化的路子,医保机构商业化。政府过于放宽了政策,缺乏一定的监管,这样会导致福利与盈利的冲撞。在一定程度上把医保当成了企业,企业就要盈利要发展。这种调查有一定合理性。但是仍不是问题的核心。试想,如果地方政府不放开政策,还不是回到了计划经济的老路上去。地方政府的财政并不宽松,要向把医疗机构规模和服务搞上去,没有强大的经济做后盾,要想实现全民福利是天方夜谈。正因为政策放宽了,恰恰是让医疗机构参与市场竞争,才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村医疗机构的服务水平。因此,问题并不是商业化上,而在监管上。
    最后,有专家建议用国外的模式,把商业化与福利分开,让全民享受医保,这中提法很符合中国过大老百姓的利益,也是我国医保的最终目的。但是,由于我国的国情决定了这一条路漫长而坎坷。中国九亿农村,如果按照这一模式进行,中国地方政府财政能拿出这么多的资金的并不多,只有靠国家财政扶持,而国家财政每年要拿出多少资金来扶持,还要全面统筹。
    由此,医改究竟怎么改?必须通观全局,不可一点带面,不能因为其中某一方面的失误就全盘否定了医改的成绩。更不能因为医院乱收费药价高,就只在医院药价上动刀,而忽略了连带的负面效应,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即医院、药价、医疗保险、社会福利等方面多管齐下,而且要有长期发展的眼光,这样我们的医该才可能少走一些弯路。[全文]
     编后语

    2003年,我国城乡居民两周患病率为14.3%,比1993年增加了0.3%,但就诊率却从1993年的17%下降到13.4%;城乡居民两周患病未及时就诊的比例接近五成,达49%。在这些人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因为经济困难,其比例在城市和农村中分别为36%和39%。这些数据,也只是整个医疗卫生体系改革不成功的一部分表象。卫生部政策法规司雷海潮博士认为,医疗体系面临的问题有以下六个方面:人口老龄化以及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的挑战越来越严峻;公共卫生体系不健全,重大疾病预防控制任务艰巨,慢性非传染性疾病负担快速上升;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机制不完善;医疗卫生管理体制与人民健康需求不适应;城乡和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医疗服务和保障体系不适应群众的健康需求。
    由此看来,医改还面临着很大的问题,关于医改的大讨论并没有结束。因此,在确立政府在医疗福利责任上的主体地位,政府举办医院有“以医养医”的财政保障之后,下决心改革不适宜的传统医院体系,增强医疗服务市场的竞争性,通过市场多元投资的医院市场竞争约束,来激活医疗服务市场体系,我们才能让老百姓逐步地享有医疗服务政府主导的社会主义优越性。

   专题策划:中国金融网专题组

   文字:婵娟
   制作:婵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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