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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金融驶入创新发展“快车道” 进一步筑牢防风险堤坝

为适应贸易环境的新变化、新情况,近年来,有关部门出台多项政策组合,致力于支持稳外贸稳外资、稳供应链产业链,促进跨境人民币使用和贸易投融资便利化,加大对外开放力度等。

从数据来看,各项政策的出台和实施取得了积极效果。2020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2.16万亿元,同比增长1.9%,成为2020年全球唯一实现经济贸易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2021年,我国外贸继续保持稳中向好的发展势头,韧性十足。今年前11个月,我国进出口总值35.39万亿元,同比增长22%,比2019年同期增长24%,超过去年全年总量。

与我国外贸快速发展相适应,贸易金融业务也实现了稳健增长。中国银行业协会有关部门负责人在接受《金融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2020年,包括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等在内的十余家银行国际结算规模合计为7.64万亿美元,同比增长超15%,国际贸易融资和国内贸易融资业务量达到1.72万亿美元和4.55万亿元人民币,分别增长近33%和10%。

中银研究院博士后曹鸿宇在接受《金融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贸易金融业务在支持稳外贸、促进外贸新业态新模式创新发展方面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一是加大对外贸企业的支持力度,保障中小企业经营发展。二是助力推进重点项目,推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三是发挥金融专业优势,稳定跨境产业链供应链。

数字化技术驱动传统贸易金融模式变革

在我国对外贸易快速发展的同时,创新正成为显著标签。前述银协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数字化、平台化推动贸易行业及企业商业模式持续升级。一是产业互联网开启了万物互联的智能经济业态。移动互联网的主战场正在由消费互联网向产业互联网转变,“互联网+”渗透至销售、设计、生产制造、供应流通与售后等各个环节。二是数字化、云化和智能化促进供应链、产业链协同。云化ERP、行业SaaS和平台PaaS的应用,促使贸易采购、仓储、物流、销售等环节的扁平化、移动化,各个环节被动态监控,形成智能化、可溯源的大数据,促进贸易企业管理云化,实现产业链协同。三是海关、工商、税务、外汇、检验检疫等多部门云政务互联互通、数据共享带动经济活动管理数字化。

在数字化、平台化、智能化快速发展的新时代,贸易行业发生巨大变化,企业的商业模式更迭迅速、产业链条敏捷协同、监管手段互联互通,同时也对贸易金融的服务模式、产品创新等提出新的要求,深刻变革了传统贸易金融运行模式。

前述银协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传统的线下流程在互联网技术、区块链技术的加持下,线上化、可视化、自主化的贸易金融产品纷纷面世,业务流程大幅缩减,资金效率显著提高,风控水平明显提升。尤其与贸易新业态新模式发展相匹配,促进了银行贸易金融产品科技含量显著提升。同时,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的运用,使金融机构能够对客户数据、行为偏好和生活场景进行分析处理,勾勒多维度画像和进行产品匹配,优化客户体验,为授信产品的智能化提供可行路径。

2018年5月,银协牵头筹建了自主研发、安全可控的贸易金融跨行交易信息服务平台――中国贸易金融跨行交易区块链平台(CTFU)。据介绍,自2020年8月28日CTFU福费廷二级市场业务功能投产试运营以来,总体运行平稳,发展态势良好。截至2021年9月末,平台加盟总行机构20家,意向加盟近20家,撮合福费廷资产成交约850亿元,累计处理业务近900笔。

贸易金融领域的创新不止于此。记者了解到,近年来,银行业通过创新保函、国内信用证福费廷、保理、票据等传统贸易金融产品业务模式,开发更多的应用场景,有效降低客户综合融资成本,盘活企业存量资产,提高企业融资灵活性、便捷性,进一步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水平。比如,“农民工工资支付保函”,有效发挥贸易金融保函产品功能作用,为客户提供“中长期贷款+农民工工资支付保函”的综合性金融服务方案。上海票据交易所推出的“供应链商票”,企业可直接在供应链票据平台发起商票签发指令,实现应收账款票据化。

加强贸易金融业务风险防范

值得关注的是,当前国际格局加速演变,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思潮暗流涌动,给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带来了严重冲击。对于我国进出口贸易企业而言,生产经营均面临着不小的挑战。

前述负责人表示,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蔓延影响了企业正常的生产秩序,国际贸易复苏缓慢增加了外向型企业业务发展的不确定性。对出口企业而言,主要面临需求下降、不可抗力免责条款、进口管制措施和汇率波动等风险;对于进口企业而言,可能面临客户违约、增加跨国索赔成本、货物通关难度增加等风险。

贸易金融业务也不可避免地面临着需求萎缩的压力。该负责人谈到,新冠肺炎疫情、经济下行周期和贸易摩擦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造成的冲击,通过链条传导效应直接降低了上下游企业的生产效率、产量、销量,与之相匹配的结算、融资等贸易金融业务需求可能萎缩。同时银行业金融机构贸易金融业务在资产质量、盈利能力等方面也面临较大压力,尤其是疫情冲击下贸易金融业务信用风险可能滞后显现。此外,全球反洗钱合规领域整体呈现严监管趋势,无论从国际还是国内来看,贸易金融业务所面临的合规风险均有所增加。

为更好防范上述风险,该负责人进一步表示,宏观上,贸易金融行业应立足服务国家战略和“十四五”规划,抓住不断优化外贸结构和营商环境的契机,助力加快培育内需体系和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在支持“一带一路”、自贸区自贸港建设、绿色发展上发挥好自身优势作用。微观上,各金融机构应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主动作为。一要通过加强风险识别和健全风险防控机制,最大程度降低客户信用风险可能滞后爆发的影响;二要坚持贸易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色,充分发挥票据、保理、保函、信用证等贸易金融产品特色功能作用,帮助企业降成本、降“两金”、减少债务率,在助力实体经济企业安全稳定发展同时,降低贸易金融行业风险;三要建立健全包括客户尽职调查、交易尽职调查、监控与报告等方面的反洗钱合规管理机制,确保银行的经营活动依法合规,防止被利用从事洗钱、恐怖融资、逃税等行为。

对此曹鸿宇也表示,防范和克服外部环境变化对贸易金融业务的不利影响,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发力。一是立足“双循环”发展新格局建设,依托供应链金融等模式,以内促外实现国内国际金融业务同步发展。二是抓住自贸区、自贸港政策先试先行机遇,在助力国际经济合作、试点贸易融资跨境资产转让业务、加速人民币全球化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三是积极利用科技手段为贸易金融业务赋能,开辟更多业务场景,强化贸易金融产品创新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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